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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我做文学编辑时，正是文学的鼎盛时期，搞文学的走到哪儿都罩着一层光环。那时文物并不吃香，搞文物的人都灰头土脸的，文学和文物碰在一起，文学一定趾高气扬，夸夸其谈，文物则一声不吭，一副闭门思过的样子。
我是在这种情况下认识的秦公。从我编辑部所在的胡同向西，穿过两条知名的胡同，然后向北一拐，有一家文物收购点，门脸不大，平时极冷清。由于我有些癖好，有事没事地骑车溜达于此，以看西洋景的心态看文物收购，一来满足内心的好奇，二来碰碰运气，看看能否捡漏。
以今天的眼光看地安门文物收购部算是奢侈。紫檀的写字台，紫檀的南官帽椅，都在使用中，琳琅满目的古董随意摆放，任人上手欣赏。可在当时，这算一个穷地儿。改革开放初期，大家都在奔新生活，对这些给民族带来灾难的老物件十分不感兴趣，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屋里冷冷清清，主人和客人里外都不爱搭理，所以我去也常在门口转悠，与客人搭讪，消磨时光。
我年轻时瘦，瘦给人印象不如胖憨厚，加上遇事反应又快，估计别人看我像是心怀鬼胎。加上那时少有年轻人对文物感兴趣，我只要去地安门文物店里转悠，就能感到工作人员的敌意目光，如芒在背。因此每次进店看东西都要在门口先运上一口气。
那一次，我运气后推门而进，屋里没人，光线挺暗，我就更没主意了，进退维谷，乍着胆子喊了一声，从后面走出一个人，由于逆光，我也没看清楚来人相貌，按常规喊声师傅，算是与秦公认识了。
那天该着屋里再没别人，我们俩先是不咸不淡地聊着，我心里惦记古董，心不在焉。秦公知我身份后却关心起文学来，说的问题也不外行，于是给了我机会沟通。俩人越说越深，越聊越有兴致，很快就到了下班时间，出门分手时他告诉我，他是搞碑帖的，俗称黑老虎。这时我才注意了秦公的长相，慈眉善目，长发宽额，一副菩萨相。
秦公是个散漫的人，作息毫无规律。人渐渐熟了以后打电话也没个点儿。半夜三更地来一电话叫你去聊天也是常有的事情。80年代后期，他调到北京琉璃厂文物总店，我也辞去编辑工作，对文物的热情日益高涨，琉璃厂快成了家，三天两头地泡在这条街上。那时候是收藏的黄金时代，琉璃厂什么宝物都可能出现，按今天的价值观看，随时都可能出现“天漏”。我在这条街买古董倒在其次，学本事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许多文物专家我都是在这条街上认识的。今天已经逝去的许多文物大家当时都是这条街的常客。
秦公好客，一请客就喜欢拉上我侃大山助兴。我年轻时走南闯北，见识多而广，又善表达，每次都把一桌人说得欣欣然，秦公背后就说我“男女老少通吃”，光吃不侃没劲，所以每次能叫上我就一定叫上我作陪。他酷爱点菜，而且总是热情有余，每次都剩下半桌。后来他每次点完菜，我就会去掉两个菜，他往往又会添上，说：“吃不穷的！”
记得有一年北京通县(今天改为通州区)张家湾出了一块曹雪芹的墓碑，开论证会，他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说这块墓碑系伪造。回来以后他连夜写了文章，逐一指出破绽。可能是半夜知音难觅，愣是把我叫去当听众。夜深人静之时，在他的办公室，他站着，让我坐着，他大声把他的文章为我一人朗读了一遍，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是一个极为奇特的场景，像一场话剧，本应台下有一干观众观看，可惜只有我们两人。我偶尔发问，可能也不在要害上，可他却激情四射，如同讲演般地将他的这篇稿子给我念了3遍，直至最后天亮。
过去古人形容知己说高山流水，想一下都是情调。而我们在一间杂乱无章的办公室内，烟蒂一地，茶根儿水凉；一个人直抒胸臆，另一个人侧耳倾听。实际上有许多专业地方我半懂不懂，但不妨碍我细心感受一个文人的江湖气。江湖客如有文人之气可称儒侠，文化人具有江湖之气会让人备感珍贵。
对一个人的了解有深有浅，大事未必了解深，小事未必了解浅。那些年他做拍卖，真没少跟他四处跑，大事小事今天想起来许多历历在目，细节总让人哑然失笑。他喜欢熬夜闲聊，东一句西一句的，你想早睡没门儿，每天都跟熬鹰一样熬着。但他有个本事：睡婴儿觉，随睡随醒。白天有时累了就说我去睡20分钟，随便一歪就酣睡过去；20分钟准醒，胡噜胡噜头发，洗把脸就又精神起来，没人能跟他比。
秦公大我12岁，同属羊。他走时仅57岁，转眼已经10年。我过去送别亲人都是长辈，在同辈好友中，他是先走的第一人，而且是在我面前倏然而去的，没交待半句话。10年前我正值壮年，不能接受兄弟之间不打招呼就瞬间阴阳两隔，许久缓不上来。
杜甫有诗：“几时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年轻时读此诗只觉意象极美，技巧极高；当朋友远去不归时再读此诗，心中潸然，意象技巧均不再重要，而情感如漆似胶，无法割舍。人生要承受的东西很多，承受朋友永别，乃重中之重。原本山间小路，明月流水，一路欢歌，一路说笑；忽然只剩一人踽踽而行，其孤独使小路幽长、明月清冷、流水无声。我们对人生的感受多数时平庸，只有当景况回天无术时，才知痛楚，才知人生有短有长，有欢愉有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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