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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里浙江文成县之行，是为了纪念赵超构前辈诞辰100周年，铜像落成，故居开放。看到自己熟悉的可敬前辈已在故乡物化为一尊铜像，回想和这位老人的交往，不禁心灵震撼，思绪翻卷。
“文革”中，我在塞外的乌兰布和沙漠屯垦，荒废了学业，自然也虚度了不少青春时光。对于这一点，置身沙漠后即有了一定认识，也想弥补。大约在1974年初回上海探亲，父亲带上我拜会了唐云先生，听他说一些书画方面的事，勾起了我对书法源流的兴趣。此前，我的中学老师谢步罡先生借我一本《中国书法源流浅说》阅读，此后零星读到一些书法史文章。俗话说：“一瓶子不响，半瓶子咣当”。我就属于“半瓶子”那一类。当时我深受“文革”中“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影响，神经搭错毫不自知，不知天高地厚，就在农耕之余，写成一篇万余字长文，大意是，以阶级斗争观点看中国的书法发展。
如今想起这篇文章的题目，常常在额头惊出一层汗来，慨叹当时愚昧一至于此。但彼时刚刚收笔之际，却是趾高气昂，觉得自己追随时代潮流，做了一桩前无古人的事情。文章写出，身边无人可读可论，就将它寄给还在苏北当中学教师的父亲。不久父亲来信说，自己对中国书法史所知不多，现在已经和赵超构先生恢复了联系，想到他学识甚丰，就将你的文稿寄给他了，请他提提意见。
此后并无回音，转眼又到了我探亲回沪的时候。父亲也回到了上海，在一个冬夜一起去看望赵超构前辈。其实我在7个月大的时候家住北京，他就来我家看到了我，父亲抱着我和他同游北海公园。但要面对面说起话来，走进他的沪上弄堂石库门房子则是第一次。见面那天很冷，他在家中也戴着帽子，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两只手还相互插入袖口里取暖，一副当年弄堂老人的形象。
见到父亲，超构老人很亲切地说我长大了，见面完全不能相认了，然后就聊起家常话，大抵是关于朋友们的情况，说说谁“已经落实政策，没有事情了”等等。可见这些朋友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眼下纷纷逃过一劫。
终于说起了我的“书法论文”。这时，我发现超构老人的神情变得严肃了一些，似乎不像刚才见面时那么随和。他说，文章已经读过了，而且不止一遍。你能在塞外农场想到书法上的事情，而且串联成文，这倒不容易，但是……超构先生面向我，认真地说道：“我对书法史了解得不多，我本人也不是书法家，但是文中的观点我是不认同的。天底下从事政治活动，当然离不开阶级斗争，但是不能说任何地方、什么领域都由阶级斗争的观点来主导。书法自有书法的规律，不能说阶级斗争的规律就能用在这里。我看这篇文章就不要拿出去了。”
一定是看到我脸上有些挂不住了，超构先生又说，年轻人喜欢写文章，不必寻找偏题怪题，还是从身边的事写起，先写短小文章，不必一写就是一万字。
超构先生的话像一瓢冷水当头浇下来，扑灭了我的奇思怪想。当时超构先生将看过的文稿还给了我，文首空白处还有他的批语。此稿成篇之时，我确实想过能否投寄什么杂志。他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我的念头，这篇稿子即打入冷宫，如今不知去向了。
待到“文革”终了，我的认识才一点点变化了。回想起来，这篇被尊敬的超构老人读了两遍的文稿，竟是我青年时代写下的最冒傻气的文章，真觉得惭愧。
话又要说过来，因为冒出了傻气，留下的底气才清爽了一些，那样的傻事我就不去干了，否则，天晓得还要闹出多少笑话。
父亲钱辛波比超构老前辈小12岁，他们是忘年交。“文革”之后，超构先生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差不多每年到北京来开会，每次请我的父母吃一次饭。这时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事情，几乎都没有随去，见面机会就少了，即便相见，多是趋前问候。不过，有一次见面，我还是向他提起了那篇“书法论文”，发自内心地感谢他指正。对这件事，他也有记忆，但笑而不谈了，而是谈起了我写的《乒乓外交》一书，说他有兴趣读这本书。这么说来，当年他读我那篇满纸荒唐的“论文”，一定是心中不爽的，还难为他读了几遍。想到这里，又有几分不安。
来到超构老前辈在文成的出生地老屋，不禁吟成4句：“林放花浓未晚天，故居新燕闹春妍。文成自有文心动，忧乐民生肺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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