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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作为中国简牍的“地下仓库”，从1952年至今已陆续出土大量竹简木牍，这些简牍为我国研究战国到西晋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近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地下管道改造施工中，工人们在一口古井中再次发现了大批简牍，此次出土的简牍将填补东汉早期简牍空白。
发掘工作将采取“整体揭取”方案
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告诉记者，目前从古井外面往里看不但有木牍、木简，还有竹简，估计至少有一万枚，由于施工掉落在地而被工人捡起的简已有54枚。
关于简牍的发掘方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何旭红表示，因为简牍浸泡时间太久，腐朽程度比较高，技术和设备的制约不允许进行现场清理，所以在近日召开的简牍发掘工作方案专家论证会上，专家们一致同意采取“整体揭取”的方式发掘简牍。目前，正式发掘方案已上报国家文物局。
王素介绍，“整体揭取”就是把整个井从地下搬上来，然后一层层清理。“整体揭取”不仅是对简牍文物的保护，更能通过田野发掘的考古地层去研究地层间的叠压，通过考察各个时代叠压的不同痕迹去完善发掘报告。
简牍为东汉年间官府档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卜宪群认为，这一万多枚简应该是东汉时期的官文书，因为上面有明确的纪年，并且还有一枚内容为“叩头死罪”的简。在各类简牍中，有纪年的官文书简牍的价值是最高的。王素对此持一致看法，他说，在发掘报告中称发现一块永元十四年和一块永元十五年的简，这两个年号都是东汉和帝的，现在又发现了年号为延平的简，延平是殇帝的年号，所以基本可以判断是东汉前期的简牍。
至于简牍中的具体内容，王素透露，现在出土的54枚都是贼曹的简牍。贼曹在当时是抓盗贼的部门，我们现在看到有左贼曹、右贼曹，还有贼捕掾、厅长，这些在当时都是抓盗贼的部门及职位。还有一枚签牌上面写的是“贼曹本”，签牌是归类存放全部有关贼曹文书的标志，而贼曹原本的意思是包含全部贼曹的档案，所以这54枚简牍都是贼曹的内容。但目前还有一万多枚简牍并未出土，所以应该不只是贼曹的简，作为一个官府档案部，它里面的内容肯定很丰富。
简牍为何频现长沙古井
此次出土简牍的古井据1996年走马楼出土吴简地点相距不足百米，这已经是长沙五一广场地段第四次发现古代简牍，而长沙一共出土的简牍更是不计其数， 2005年已建成长沙简牍博物馆。古代简牍为何频现长沙?又为何多数在古井中被发现呢?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马怡表示，长沙这个城市从秦汉以来就没迁移过，特别是五一广场附近，在很早以前就是官署所在地，是长沙郡的郡府，所以这里会出土大量古代简牍。而针对为什么这么大批的简牍偏偏会被放置在古井中这个问题，王素表示，长沙的五一大道和五一广场，古时是长沙郡府和临湘县衙所在地，这两个署都在这里办公，这里的井很多，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地方就有十几口井，所以这个井应该不是吃水的井，而是一种仓，用来保存或者丢弃废弃的简牍。按照古代的文书档案，有三年一淘汰制，所以现在我们再来发掘，就会看到有很多井。
卜宪群则认为，自上世纪初以来，简牍主要发现在西北地区，所以过去认为西北地区比较干旱，简牍易于保存。但在上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湖南，特别是在长沙的井中发现的三国吴简、西汉简、东汉简等，改变了过去我们对于简牍只能在干旱地区发现的认识，而在南方潮湿的地方，甚至在井中，也一样会发现简牍。
简牍发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当谈到东汉简牍的历史意义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李学勤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他告诉记者，长沙虽然已经多次发现从战国到汉代的简牍，但是东汉前期这个阶段的简牍发现得很少，属于简牍中比较薄弱的环节，现在发现了这么多东汉简牍资料对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
卜宪群和王素也表示，此次长沙东汉简牍的发掘，具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数量大、质量好。重点表现在一万余枚带有纪年的官文书上。二是填补了长沙出土东汉早期简牍的空白，丰富了东汉简牍的内容，并将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像根线一样贯穿中国的简牍时代。从另一个角度讲，汉代距离现在年代久远，这些简牍可作为二重证据法的实物资料，对于简牍学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将有重要意义，而对于历史学的贡献，特别是当时的职官制度、经济、社会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这些简牍将再现长沙在东汉早期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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