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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产生为黄永玉先生写传的念头，远在二十年前。
一九八九年清明时节，应黄先生之邀，随他一起前往凤凰古城，遂有了我的第一次湘西行。那一年，我三十出头，他六十五岁。
当时，我的研究课题是沈从文，我们一路上谈得最投机的也是沈从文。说得兴致来了，他说，我们找个充足时间，按照沈从文早年漂泊的路线，再在湘西泛舟漫游。他画画，我写文章，然后一起出本书。后来知道，他同不少人都这么兴致勃勃地提议过，可见他对这一构想一直情有独钟。当然，构想终归是构想，实现已不可能。岁月荏苒，水流不再，即便真的实施，行走与感觉，想象中的浪漫恐怕也未必尽如人愿了。
就在此次凤凰同行期间，我走进位于白羊岭的黄家小楼，听黄先生讲述沈从文一九八二年最后一次故乡行时住在这里的故事。我临走的前一天，我们改了话题，这一次是听他讲述自己儿时的凤凰记忆。于是，我的笔记本上，有了《传奇黄永玉》写作的第一次采访记录。
记得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下午。绵绵阴雨中，清明时节的凤凰仍有寒意。
几年前，在香港艺术馆发表《黄永玉：潇洒八十》的演讲时，我曾说过，如果要为黄永玉写传，无疑是对自己的挑战。如今，尽管完成了这本《传奇黄永玉》，这种迟疑与担忧依然没有散去。
其实，《传奇黄永玉》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传记，它更像一本介乎于传记与评传之间的散记。或以故事叙述为主（缺少史料印证的早期生活），或基于史料的发掘来解读传主与某一具体人物的关联（如与沈从文、汪曾祺的交往），或借传主的故事进而展开对某一时期美术界整体的考证与叙述（如“文革”美术风云的碎片拼贴）。从时间上看，所描述的生平与创作，集中在1924-1976年之间。从这一点上说，本书应是黄永玉传记的第一卷，而1976年之后的生平与创作，应是下一卷的主要内容。
从传记写作的角度来说，新一卷的写作可能更有挑战性，也更有历史分量。在后来三十多年时间里，随着黄永玉艺术与文学创作的进一步深入与拓展，随着其文化地位的日益重要，随着当代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随着他与朝野关系的交错起伏，随着他的性格的复杂性与在雅俗之间的游弋，值得描述的内容显然会越来越多——以他为主人公原型创作的电影《苦恋》的批判风波；猴票设计在集邮界引发的轰动和酒鬼包装设计的开创性意义；他在政治风云变幻中的激情迸发；他与其他艺术家之间个人恩怨背后的历史风云；绘画之外他在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上获得的殊荣和产生的影响力……
一切有待日后的再叙述。
2009年夏天，黄永玉创作了一幅纸本重彩画《荷》，这也是他迄今为止创作的最大一幅作品：长五米，高六米。黄永玉以痴爱荷花、善画荷花而著称，故将北京郊区寓所命名为“万荷堂”。画这幅《荷》，费时一个多月，他每日自己操作电动起落架，站在高高平台上，画金色阳光下满池灿烂无比的荷花。起落之间，哪里像一位86岁的老人！
黄永玉激情迸发，极富创造性。他大胆而独具匠心地在画纸的右上角，留下一圈白色作为太阳。阳光由白而明黄、而橘黄、而淡黄，然后漫天红色。以白色为太阳，阳光顿时明亮而辉煌，远比通常以红色画太阳更为生动，更有视觉的冲击力。同时，这一处理，在构图上使太阳与下方荷塘景象相交融，并形成轻与重、空灵与浓烈的艺术呼应。满池荷叶、荷花、浮萍、水草，错而不乱。黄永玉近年来酷爱斑斓色彩，突出重彩效果，这一次，画巨幅荷花，内心似有更猛烈的艺术冲动，使他几乎走到了尽兴挥洒色彩的极端。每一种色彩的选择，每一处细节的点染，既与以往风格相衔接，又因画面的巨大，而增加了色彩的层次与色块的呼应。画面整体效果气势恢弘，粗犷而富有张力，局部则又构思缜密，笔触细腻，就是在这种风格的呼应与渗透中，显出画家的艺术活力。
画过多少次荷花，恐怕这一次，黄永玉才尽兴画出了他对荷花的全部色彩的想象。这想象，因印象而来，也因梦而来。“我的魂都在里面了。”站在画前，黄永玉动情地对我说。
“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谈到人生时黄永玉常爱引用这句诗。
阳光下，每个人的一切都将被照亮。
《传奇黄永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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