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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佛寺遗址群超过10处
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中国西域的喀喇汗王朝(以现今喀什、疏勒为中心)对临近的于阗王朝(以现今和田为中心)发动战争。战争摧毁了佛教盛行的于阗古国，战争的灰烬和茫茫的沙漠掩埋了历史破碎的残迹。
千年之后，于阗曾经的佛寺遗址却于不经意间出露在现今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南部的荒漠中。自2002年以来至今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在达玛沟区域近100公里范围内，发现了20多处汉唐时期的重要聚落建筑和佛教建筑遗址，其中大型佛寺遗址群就超过10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孟凡人说：“无论是佛寺建筑形制、佛像、还是壁画，在佛教香火断绝千年之后又有这些重要遗址重新出现，可谓学术界、佛教界的重大事件，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于阗佛教艺术和中亚、中原相互交流的密切关系。”
“佛像显灵”现出“小西天”
从策勒县城沿国道315线东行约30公里即是达玛沟乡。就在公路以南延伸到昆仑山前的荒漠区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的专家正在这里清理佛寺遗存。
考古队队长巫新华博士说：“我们发掘清理的这些佛寺大多始建于公元6世纪至8世纪”。
最早发现的“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发现过程颇为神奇。
2000年3月，当地一位年轻牧羊人在红柳包挖取红柳根时发现一尊残佛像上部。据说由于期望获得值钱的财物，他和另外几个年轻人在此挖了1天，结果仅发现佛寺残垣和一尊泥塑坐佛像，没有期望中的金银财物。失望之中，其中一人猛踢佛像腿部一脚。第二天对佛像动粗之人骑摩托车时不慎摔伤大腿，佛像显灵说遂流传开来，乡政府向上级文化部门报告。后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02年5月至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新疆考古队抢救发掘了这一处佛教遗址，并命名为“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
8年中，巫新华率领新疆考古队已经先后发掘并命名了“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2号、3号佛寺遗址”“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
“如此密集的佛教遗址群的出现，说明当年这里佛寺林立、香火兴旺的繁盛场面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自佛教传入以来，于阗就是塔里木盆地香火最为鼎盛的地方，作为中国大乘佛教的发源地，内地很多高僧大德西天取经首先到的都是于阗，可以说这里就是中国佛教的‘小西天’。”巫新华说。
“达玛沟”应是“达摩沟”
“达玛沟”是个音译的汉语译名，随着于阗古国遗址的发现，这个发现地沿用了数百年的译名可能要改改了。学者称，“达玛沟”正确汉语译名应是“达摩沟”，意为“佛法汇集之地”。
沿达玛沟水系从南至北，到丹丹乌里克古城近100公里范围内广泛分布着20多处汉唐时期的重要聚落建筑和佛教建筑遗址，其中大型佛寺遗址群就超过10处，每个遗址群都有多座佛教寺院建筑遗迹。达玛沟乡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告诉记者，“达玛沟”不是维吾尔语，他们的祖先搬迁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叫这个地名了。
巫新华多方求证认为，当时于阗使用的语言应是和田塞语，属于东伊朗语支，同时也使用了大量的梵文词汇，“达玛沟实际上应该是梵文和和田塞语的一个结合”。“Dama”来自于和田塞语中梵文借词“Dharma(佛法)”，“Go”则可能是一个表示地名的词缀。如此一来Damago就有可能是Dharmago，意思为“佛法汇聚之地”，而它的汉语音译则应该改为“达摩沟”。“这与整个达玛沟区域大量的佛教遗迹的出现和保留下来的现状，完全吻合。”
公元前1世纪，佛教传入于阗，于阗国王虔诚信仰并弘扬佛法，于阗境内大力修建佛院、庄銮佛像，彩绘壁画，佛教在于阗取得至高无上的地位，于阗成为大乘佛教的圣地。晋代高僧法显的《佛国记》、唐高僧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以及藏文本的《于阗授国记》，都对于阗佛国有诸多描述。
在20世纪初，中外探险考古学者沿达玛沟从南到北先后发现了哈德里克、克科吉格代、巴勒瓦斯提等著名佛教遗址，出土大量的珍贵佛教文物，这些佛教遗址全部位于今达玛沟绿洲及其北部地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在达玛沟南部地区的田野调查进一步丰富了达玛沟的佛寺遗址。中外学者相信：达玛沟是现今和田地区佛教遗迹分布最为广泛之地，也是塔克拉玛干南部保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状况最好的地区。
4平方米小寺香火400年
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坐北朝南，建筑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米、东西宽1.7米，佛像紧贴北墙壁。这个原本隐藏在一个红柳包中的佛寺，是我国乃至全世界目前所发现中古时期的最小佛殿，正因为它的小，它能完全被红柳包包裹掩藏。当他重现天日时，成为中国塔克拉玛干沙漠地区迄今所发现佛寺中是保存最为完好的古代佛殿。
“别看这个佛寺面积不足4平方米，但它曾经沿用400年之久。”正在新疆和田策勒县考察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遗址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杨泓说。
“这个佛寺可能先有佛(佛像)，后有寺，佛寺主尊肩宽腰细，衣纹下垂，成阶梯状，佛衣盖着脚，趺坐莲台比较小，后期莲花台都是比较大的，这都是早期佛像的特点，保持着从印度传入西域的影响和风格。从它的整体、形态分析，这尊主佛应是中原北朝晚期至隋的作品。”
“但从佛寺四壁壁画风格来说，他们不是同一时期完成的。而且主尊佛像显得较大，与整个佛寺不太协调。”杨泓说，“我的判断是有可能是先有主佛，而同时期的佛寺可能坍塌或破损，重又修建的佛寺。”
“我们从塑像颈部破损处取得芦苇作为碳十四(C14)测年样本，测定塑像年代为1424正负27年(即误差范围)，即相当于公元526年正负27年；树轮校正年代为公元618年至656年，综合分析，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坐佛塑像建造的年代可能为公元6世纪至7世纪。”巫新华说。
公元十世纪末至十一世纪初，于阗国在与喀喇汗王朝的战争中战败，于阗的佛教文化也遭到毁灭。但因为红柳包封存而幸免的这座最小的佛寺遗址，仿佛令人突然翻到了“于阗佛国”这本史书的最后一页。
考古专家从此又找到了这本史书的不同篇章。在发掘达玛沟托普鲁克墩1号佛寺以西约70米处，又发现了达玛沟托普鲁克墩2号和3号佛寺。这三座遗址应当属于一个大型佛教寺院的组成部分。
巫新华说：“对达玛沟区域的佛寺遗址群综合考古调查工作还在继续，学者将对已有考古资料进行系统总结和梳理，进一步明确遗址范围、规模、布局等，同时按照国家文物局的要求，在考古队中增加历史、宗教、地质、环境、生物等相关专业的学者，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类信息，为将来编制遗址保护规划和指定保护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中原西域文化在此交融
“中原玉兔”进了西域壁画
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喀拉墩1号佛寺遗址中有一幅“千手千眼观音”残缺壁画，其中描绘的月兔杵药等形象揭示了唐代佛教密宗对西域于阗的影响。
由于遗址在古代和现代遭到严重破坏，加之地下水侵蚀，考古队只是在扰乱的地层中采集了一些壁画残片。通过对残片的拼接，可以大致窥见这幅千手千眼观音“真容”。
千手千眼观音是佛教密宗中最重要的菩萨之一，全称“千手千眼观自在”，是佛教密宗艺术中塑造、绘制最多的菩萨。
巫新华说：“观音面相饱满，秀眉微曲，小嘴、小鼻、细长眼，眼半睁，微俯视，眼角微上挑，印堂处有一竖立睁开的直眼。从壁画残块可以看到在胸前有一双手作法印，左边上举的一只手托月，月中有捣药兔的形象，右边有一手举一圆球状物，应当是太阳。有一块壁画可能是托月形象的另一半，在月后面有一手握一法器，除此以外，其他手没有拿什么法器。”
杨泓说：“这幅千手千眼观音壁画中出现的日月轮就是唐代佛教密宗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典型表现，‘唐密’发展后向东影响朝鲜、日本，向西影响了西域，从这幅壁画看，中原对于阗佛教及艺术的影响是很大的。”
据介绍，千手千眼观音靠近头部的左右两臂一般是要托举日和月，右手托太阳，左手托月亮，按照中国古代画日月的传统，从汉代起，太阳是三只脚的乌鸦，月亮是用玉兔或蟾蜍代表，玉兔的造型一般是直立或半蹲着，前肢像人手一样握着杵，杵的下端就是药臼，这与嫦娥奔月是相关联的。在千手千眼观音壁画中以这种手法表现日与月，是中国文化传统在佛教中的体现。
于阗古国流行“唐装”
黑色的虬髯，俊逸的面庞，身着赭红色的官袍，头戴典型的唐代幞头帽。昨天，当巫新华用毛刷轻轻拂去一块残存的壁画表面沙尘时，他屏住了呼吸，捏着毛刷的手僵硬得一动不动。
“这是我第一次在和田佛寺的壁画中看见这样的内容！”巫新华惊叹道，“可以肯定的是：壁画描绘的是身着典型唐代服饰的当地人。”
这块残缺的壁画在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达玛沟乡南部的“达玛沟托普鲁克敦3号佛寺遗址”出土，而身着唐代服饰的壁画人物形象在“达玛沟托普鲁克敦2号佛寺遗址”中也同样存在。
2号佛寺西南壁下部有一列骑马人物像，共有八身，前后两身均残留局部，中间六身保存完整。骏马鞍具齐全，右前腿均曲抬，做行进状，骑马之人年纪不大，束发戴冠，身着唐朝圆领官衣，系腰带，均留八字小髭，下巴上飘山羊胡须。他们左手持缰，右手均托一钵，马前上方均有一只朝托钵滑翔的黑鸟。
“壁画反映的内容也正是千年以前西域于阗的社会风貌，这些有着当时西域人典型面貌特征的骑马之人都身着典型的唐朝圆领官衣，这样的着装称为一种时尚在于阗流行，中原的世俗文化深深地镌刻在于阗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巫新华说。
巫新华说：“根据文献或者其他出土文物来看，唐时于阗仍然在影响着中原的佛教，但是中原佛教已经开始强有力地影响着于阗，不仅仅是佛教，还有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那些描绘壁画的匠人，不经意的笔墨之间，已经将那个时代背景下于阗社会生活一个生动的局部永远刻写在了历史上。”巫新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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