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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原形艺术中心:给疯癫一个机会


上传时间:2010年11月01号 【关闭】【返回

作者:田志凌   来源 : 《南方都市报》

 给疯癫—个展示自己的平台



  2010年11月18日,中国第一个精神病人艺术中心将在南京江心洲的小岛上正式开放。这个名为“南京原形艺术中心”的非盈利机构,是我国第一家以挖掘、收藏、研究和推广精神病人艺术为主的非营利性专业机构。“精神病人艺术的研究,在西方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用中心的创始人、当代艺术家郭海平的话说,这个机构的成立“标志着一个被长期忽略和遮蔽的精神原形开始进入中国公众的视野,它们将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重要的启示”。而郭海平更大的期待是,借由对精神病人艺术的探究,我们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和观念也许会发生一些改变,如宽容、理解和尊重他们,并肯定非理性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天才



  他穿短袖衬衫打领带,仪表堂堂,看不出有任何异常之处。



  2010年10月16日,南京市江心洲岛。中国第一家研究精神病人艺术的机构“南京原形艺术中心”落地于此。这个与南京市区一江之隔的小岛以出产葡萄闻名。原形艺术中心坐落于小岛深处,一栋不起眼的白色三层小楼里。周围是葡萄园和田野,旁边是农民开的“土菜馆”。



  “这里的房价比市区便宜两三倍,而且安静”,郭海平说,他们以每年7.4万元的价格租了三年。一楼布置成展厅,陈列着原形艺术中心从精神病院收集来的病人画作,以及日本的草间弥生、法国的博斯科等国外精神病艺术大家的作品,这批由郭海平合作者曾丽华从美国购买的世界各地精神病人的优秀作品在17日到达了南京,它们将作为11月11日中心开幕艺术的展览作品和研究资料。



  4年前,郭海平只身进入南京市祖堂山精神病院,与病人朝夕相处3个月,从500多个病人中发现了11个有艺术天赋的病人。4年后,这11个病人中,一个已经死了,一个出院,还有9个仍在医院里接受治疗。



  两个多月前,2010年7月21日,郭海平和他的合作者曾丽华一起从南京市建邺区民政局终于拿到了批准南京原形艺术中心成立的批文。郭海平给所有关心此事的朋友发短信:“批文拿到了”,一个朋友回信说:“再不成,大家都成精神病了。”



  郭海平相信,这一天一定会写入历史,郭海平个人的历史,南京民政局的历史,中国一千七百万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历史,中国人的艺术史。48年前的1962年,法国人让•杜布菲在巴黎十五区的一栋民宅里成立“原生艺术协会”,打开了世界原生艺术的大门。而48年后,原生艺术终于来到中国。



  让那些“天才”的精神病人来这里画画,如今是郭海平最大的理想。他把墙壁刷成蓝色,为了让病人感觉放松。二楼三楼共设置四个画室,供病人画画,里面有沙发、书架、大画桌,“我希望他们从医院出来,在这里能感到很舒服。”



  智慧是第一个来这里画画的精神病人。下午两点半,二楼靠东的一间画室里,智慧拿着蜡笔,在画纸上一笔一笔地描绘彩色的波纹。



  “能画画很开心,我不想成名,也不喜欢别人夸奖”,智慧很认真地跟记者说。他穿短袖衬衫打领带,仪表堂堂,看不出有任何异常之处。接他过来的是南京市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王玉主任。王玉告诉记者,智慧恢复得比较好,已经出院,目前在家吃药。



  事实上,智慧已经三年没拿过画笔。2006年,郭海平“潜入”南京市祖堂山精神病院,发动病人们画画时,智慧就在其中。那是他第一次接触画笔。一开始他画的是鱼,每一个鳞片都描绘得非常仔细。有一段时间智慧没有了灵感,又不知该画什么,急得满头大汗,郭海平让他安下心来,不要着急,于是他画了一幅“水波纹”,还说“鱼就在下面”,郭海平告诉他这“波纹”有无穷的变化,果然,智慧便渐渐投入了进去,还说“有心理治疗作用”。后来水波纹系列成了一幅幅美丽的抽象艺术。



  2006年底,郭海平离开精神病院之后半年,因为人手或管理的原因,这场病人画画的活动就终止了。包括智慧在内的许多郭海平认为“都是天才”的病人,三四年中没有机会画画。



  原生艺术中心的成立,目前对郭海平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让那些有才华的病人能尽快重新拿起画笔。



  哥哥



  哥哥在连续三天三夜挑灯学习《毛选》后,亢奋无比,陷入了癫狂状态。



  “我跟精神病艺术的缘分,只能说是命中注定”。郭海平说。小学一年级时,他亲眼看到在农村插队的哥哥被五花大绑绑回家来。大他14岁的哥哥在连续三天三夜挑灯学习《毛选》后,亢奋无比,陷入了癫狂状态。



  在祖堂山医院,郭海平带病人画画时,其实,他的哥哥也在那里。有病人说,我认识你,你是郭恩平的弟弟。



  郭海平生于1962年,小学、中学都在“文革”中度过,社会的压抑与青春期的不适,使他成为一个叛逆的问题青年。他一度与朋友离家出走,准备偷渡香港。扒火车、步行,在广州郊外的野草堆里被野狗包围,最后在澳门边界被边防武警发现赶了回来。



  20岁那年,郭海平被邻居一帮整天画画的小年轻深深吸引,从此开始学画。接触艺术后,他开始昼伏夜出,不愿上班。邻居惋惜地对他父亲说,你这个儿子也完蛋了,也疯了。



  “到底是疯狂促使人进行艺术创作,还是艺术使人变得疯狂?”郭海平说,他开始意识到癫狂与艺术之间的神秘联系。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一度有想自杀的念头。一本他在路边买来的《医护心理学》教材救了他。对照这书里写的各种心理疾病的解释,郭海平大吃一惊,发现原来自己和周边的朋友有这么多心理问题。



  从那之后,郭海平开始研究心理问题,并开始给南京的报纸写心理方面的文章。1989年,郭海平与南京团市委合作,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心理咨询热线。



  郭海平仍记得第一天的情形。热线号码已经在媒体上公布,12点开始接受咨询。那一天上午11点,郭海平买了两个烧饼来到团市委,准备吃完烧饼开始干活。一到办公室,团市委的工作人员正急得跳脚,说,你干的好事,电话不断响,我们没法工作了。等郭海平奋战到下午六点,才发现两块烧饼早就冷掉了。



  “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中国有这么多心理疾患问题”。做了四年多的热线,郭海平最终决定回到自己的艺术本行,做自由艺术家。三年后,经济日渐拮据,郭海平借款37万元开了日后南京有名的艺术集散地半坡村咖啡馆,咖啡馆内设“三米画廊”,展出一些小型的作品。2006年,他策划名为“病:我们今天的艺术”的艺术展,第一次将癫狂、非理性与当代艺术挂上了钩。郭海平在这次艺术展上结识了祖堂山精神病院的王玉主任,和精神外科医生聂鹰,聂鹰答应帮助他实现进入精神病院的想法。



  2006年10月10日正好是世界精神卫生日,经过十个月的协商争取,郭海平终于获得院方首肯,拖着一只黑色拉杆箱,正式住进了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院长带着他穿过医院的走廊时,有病人悄悄问郭海平:“新来的啊?”



  尽管做好了各种思想准备,但在医院的头晚,当一位女病人凄厉的叫声划破了宁静的医院时,郭海平无法入睡了,为了减缓这种恐惧感,他把医院四楼的灯光开了整整一夜,整晚反复听笔记本电脑里范玮琪的歌《那些花儿》。



  王玉是祖堂山精神病院七个病区主任中的一位,她主动提出参与。每天,她都抽空到各个病区问,有没有人愿意画画。最后100多个病人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郭海平准备了纸,附上油画、水粉、水彩、彩色铅笔、雕塑泥等五六种材料,供他们自由选择。经过两轮筛选,后来就筛选出《癫狂的艺术———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中的十一个人。



  大师



  一把钩子取代了头的位置,图的右边被硬生生切断了。张玉宝说,自己想不起来那半边是什么了。



  日后被郭海平惊呼为“大师”的张玉宝就在这时被发现。张玉宝今年35岁,初中文化,入院前长年在南京街头卖馄饨为生,从未受过任何绘画训练。2005年因“渐起凭空闻语,疑人害己一月余,并持刀自卫”入院至今,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郭海平说,在他接触到的病人中,张玉宝是艺术感觉最好的一个。在半个月内,张玉宝相继创作了《挣扎》、《怒吼》和《分裂》等作品。《怒吼》中,他用红、黄两种强烈的对比色画了一个圆柱,上面张开大嘴,“整个画面像一个勃起的阳具,但上面红颜色的眼睛,又表明这是一个人的身体。张玉宝用手指着那幅画说,“这是‘怒吼’”,郭海平大感意外。



  “很多人都熟悉蒙克的《呐喊》,蒙克也是被确诊为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艺术家,蒙克的《呐喊》充满紧张、挣扎和压抑的气息,相比之下,张玉宝的《怒吼》单纯又充满激情,同时具有明显的抽象意味。”



  《挣扎》在鲜艳的橙红底上缀满了不规则的黑色点状图案,位于中心的是一张五官模糊抽象的灰色面孔。张玉宝还画了一个牵着怪兽的人,人的脸上放着一张放大镜。郭海平对这些画毫无头绪,张玉宝的解释是,这些都是从他“脑子里冒出来的”。



  在张玉宝笔下,只要涉及到人的形象,一定都是畸形、残缺和痛苦的,他会画一个被铁丝缠绕住的小孩,或者钉满铁钉的人头。郭海平注意到一张人的侧影,一把钩子取代了头的位置,图的右边被硬生生切断了(图3)。张玉宝说,自己想不起来那半边是什么了。这种不受主观意识控制的绘画被郭海平称为“人的无意识属性”。



  郭海平注意到,自从画画之后,张玉宝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眼神和行走站立的姿态都发生了变化。刚见到他的时候,他整个是蜷缩的,看什么都像是在偷窥,令人心酸。画画之后,他很快就变得昂首挺胸起来,目光转变成了一种自信的审视,其作品中的人物图像也由原来蚂蚁般的大小被他放大了很多倍。



  在原形艺术中心,有一张张玉宝画的《旗帜》。分别是四面正插的三角旗、四面倒插的三角旗。张玉宝对人说:“你没看见过倒着的旗帜吗?我告诉你,在我的心里就有。任何东西都有正的和倒的”。郭海平感到极为惊喜,他感到张玉宝的思维变得主动积极了,甚至拥有了很强的思辨批判色彩。



  在原形艺术中心获得批文后,郭海平和曾丽华一起经多方协商,再次进去探望这些老朋友。他问张玉宝还能不能画,没想到张回答说:“现在有灵感,可以画。”郭海平欣喜若狂,现场没有调色板,医生就把金属病历夹拿给张玉宝。亢奋的张玉宝画下了一个顶着一团灰雾跑的人,雾团下面有两只小小的蓝色裤管貌似在竭力奔跑,而画的背景则是更大的雾蒙蒙的浅灰。完了,张玉宝在画的右下角郑重地署下了作品名《追梦者》。



  这幅画如今被摆放在原形艺术中心展厅的显目位置。



  农民



  他没钱给两个儿子盖房子,没房子他们就娶不上媳妇。



  郭海平最放不下的另一个病人是王军。在《癫狂的艺术——— 中国精神病人艺术报告》中,王玉对王军的评价是:“王军,49岁,农民,‘因疑妻外遇,行为紊乱十年’,于2006年5月入院,入院诊断:精神分裂症。服氯氮平治疗,患者在病房内表现安静,配合医护人员,有礼貌,非常有爱心,经常照顾年老体弱的病友。”



  在郭海平眼里,王军是一个典型的“安守本分的农民”。在病院,由于病人服用药物,大多数大脑终日空空荡荡,都感到浑身乏力,手上没劲,因此大多喜欢容易上色的油画棒。王军喜欢马克笔,也只有他能恪守画完画马上给画笔套上笔套的规矩。在精神病院里,医生通常不让病人喝茶,很多病人冲着有茶喝才来画画,只有王军,当郭海平要给他加茶叶,他主动拒绝说,喝茶会降低药性。



  王军每天都画与他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比如农用机器、收割机(图2)等。他看见一位女病人在画一块折起的布,便责问她:“你画这玩意有什么用啊?”相比之下,王军所画的器械都是在农村生活中非常实用的东西,他甚至为自己画过一张大学毕业证书。



  郭海平在日记里写道:“王军的精神分裂应该是他一方面固执坚守中国农民老实本分、因循守旧的传统,另一方面又迫于社会压力不得不崇拜高速发展的现代化机械力量。他之所以喜欢画这些机器装置,一定是希望自己在巨大的生活压力前,能像机械那样不知疲倦,并具有强大的力量。”



  令人费解的是,王军的作品大都是俯视视角。在他的作品《五口水缸》上,五口俯视角度的水缸在画面上呈现五个齿轮状的圆形。王军说:“我在天上看到的就是这样。”“他作品的最大特点就是展示了俯视的视角,他作画一定要用直尺、圆规,离开了工具就不画,这也反映出他是一个刻板、拘谨、安守本分的农民。”



  为了说服王军家人,郭海平去过他家里。那是一个极为破烂的平房,而他的旁边,村里的能人都发了财,盖起了小楼房。王军告诉郭海平,自己有两个儿子,供养他们读书已经非常吃力,想着将来他没钱给他们盖房子,没房子他们就娶不上媳妇,他就无比苦恼。“愁得不行的时候,我就在家里一个人抱着头哭。”王军最终精神崩溃住进医院,郭海平说他是一个典型的“因社会贫富差距和经济压力而最终崩溃的中国农民”。



  格格



  “是我们救了他们,还是他们救了我们?”



  “美人的物价之财是银行的有限公司,掌上的柜台是来源的金贸商业,粉似桃 花 的 美 人 是 绝 色 美 人 的 口 红 、领带……”这段前言不搭后语类似梦呓的文字是47岁的女精神病人余丹格格的创作,配着她的画摆放在原形艺术中心展厅的一角。上海的评论家吴亮看过之后,感叹“不比现在诗人写得差”。



  一般画得好的病人都是刚入院不久的,只有余丹格格是个例外。这个自封为公主的女病人已经住院用药数十年,但精力无比充沛,生命力旺盛不衰,连医生都认为是个奇迹。



  另一个女病人李丽的画像心电图一样,也是天书。她“典型的弱智面孔”一度让郭海平难以面对,后来却成为最让郭海平开心的人。“她阳光、热情、开朗,身体动作、表情和环境非常密切,如果说外面人的精神是被污染的,我感到精神病人心灵的净化。”



  “是我们救了他们,还是他们救了我们?”这是纠结在郭海平内心的一个问题。这些精神病人彻底改变了他,他们的自然流露、真实和随心所欲,让他知道回归自己的本性和真实是多么重要。过去以手指作画为傲的郭海平,现在觉得那很矫情。



  收集了大量精神病人的画作后,郭海平发现,许多精神病人的绘画都呈现出相似的特征。“比如,他们中的很多人画的都是俯视图,而且带有透视功能。”“仿佛他们的灵魂已经在天上,穿透性地俯视着我们这个世界。”另一个特点是,精神病人大都喜欢画“点”。从视觉心理学上讲,点非常容易让人产生幻觉。“密集的点能高度透像,是分裂、破碎的现象。”



  郭海平从国外的资料中得知,外国病人都喜欢用彩色铅笔,色彩强烈,于是他准备了大量彩铅,可他们都用得不好,色彩不够鲜亮。最后郭海平知道是因为病人吃药后,手上没劲。郭海平心里有一种紧迫感,因为药物和生活环境的作用,这些人正在变得越来越迟钝,失去创作的能力。他必须争取时间让他们能早日出来画画。



  但是,让病人出来画画很不容易。对精神病人,按照相关规定,必须获得监护人的同意和医院的同意。“人们对精神病人有太多误解,其实只要按时吃药,绝大多数病人不会有异常表现。”



  就在不久前,郭海平联系了他认为很有天赋的病人王军的妻子,希望她同意丈夫出院到这里画画,这位妻子顾虑重重地拒绝了。“她觉得自己的丈夫是个农民,又有病,怎么可能画画,跟艺术家八竿子打不着。”



  另一位郭海平眼里的“大师”张玉宝更是希望渺茫:他没有亲人,没有监护人签字,基本没有希望获得许可走出精神病院。



  “观念是我们面临的最大阻碍”,当郭海平说起这些他“仰视”的朋友们仍然被关在医院里,不能拿起画笔发挥才能时,第一次用了“很伤感”这样的词。



  在原形艺术中心建立前,郭海平和曾丽华也曾努力地在国内建立一家民营的精神疾病艺术疗养院,其困难超过他们的想象。“除却资金的困难外,最重要的是大家不愿改变对精神病人的歧视和偏见,大家总认为他们只会给社会添乱,理性权力的支配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一位病人的母亲找到郭海平,她希望自己喜爱绘画的儿子能到南京祖堂山精神病院来接受治疗,她说她儿子在上海一家精神病院想画画,每次都受到禁止。郭海平告诉她“建好了艺术病区会通知你的。”但万万没有想到三个月后,她儿子便跳黄浦江自杀了。这件事让郭海平内疚万分。



  尾声



  郭海平的“贵人”出现了。曾丽华的加入使中心成立成为可能。曾丽华,一家企业的老总,艺术爱好者。她少女时期最好的一个朋友,因为哥哥得了精神病,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这个渊源使曾丽华对郭海平的事业产生浓厚兴趣,决定参加进来,并与郭海平一道创办了现在的原形艺术中心。



  曾丽华计划每年给原形艺术中心投三十万,投入期为三年。她不仅是投资者的身份,更是亲身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希望能联系更多的社会力量介入。“这是我全身心投入的项目,也是我喜欢的事业,未来我们的目标要成立精神病人的艺术研究所、疗养院和博物馆。”



  目前,郭海平和曾丽华所预见到的光明前景是政府介入进来,就像今天的许多西方国家。五年前,日本刚刚起步,现在日本精神病人的艺术在欧洲非常受欢迎。日本采用的方法是艺术机构与所有精神病院建立联系,病人入院后都会获得艺术创作的机会,病院一旦发现有才华的病人立即与艺术机构联系。很多病人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卖出自己的画,能够自食其力。



  最后,郭海平对我们讲起他的一个畅想:有一天,王军的身体健康了,家属同意他来画画了。有很多人喜欢他的画,他能够自食其力了,甚至过来画画都开着车来了,那多过瘾啊!我们一起哈哈大笑。



  对话



  郭海平:真正自由、敞开、



  透明的精神世界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精神病人的艺术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



  郭海平:过去我们对人性的认知是残缺的。比如我们只认同、推崇理性,对非理性总是采取歧视、排斥、否定的态度。但这两个方面都是完整的人性不可或缺的两面。精神病人的存在使我们对非理性一面进行认识和理解,并且看到,他们不仅仅是有害,也有很大的积极的一面。理性也不是全积极的,大量战争和伤害,都是理性精心策划的。



  精神病人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自我,与自然建立联系。精神病人跟自己、跟自然是统一的,他们只是跟社会分裂,我们跟自己、跟自然是分裂的。所以我们也有病,只是两个极端而已。



  南都:对今天的艺术的启发意义呢?



  郭海平:对精神原形的艺术,中国艺术家一无所知,而在西方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精神病人艺术是推动西方现代艺术的重要动力之一。百分之八十的现代艺术大师,都直接表达过对精神病人艺术的崇敬,受到非理性、疯癫文化的影响,比如克利、杜布菲、达利、毕加索。精神病人的图像其实就是展示潜意识。有的艺术家看到精神病人的画,说像哪个大师,我说你们说反了,很多大师是学精神病人的。



  我们今天的艺术家都是冷静的人,理性的人,都是学习来的艺术。比如传统艺术特别强调传承,但是忽略了自我个性的表现。精神病人的艺术作品让我们看到里面没有经验,只是本能的自发的东西,而且没有任何目的性,唯一目的就是为自己的生命服务。



  当下的艺术有很不好的倾向,娱乐化、世俗目的性太强。一个画家创作,可能为了成名、为了销售、为了社会,有种种目的。精神病人的作品给我们一个参照系:真正的自由、敞开、透明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精神病人和艺术家应该是同类。我想很多艺术家口头不承认,心里肯定认同。事实上我对于精神病人的创作状态是仰视、可望而不可及的。



  南都:所以你强调非理性的价值?



  郭海平:理性在非理性面前不应该有任何特权,都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精神病人的逻辑,跟我们常人的逻辑不同。只是因为不一样就受到排斥,要改造他们,这也是一种霸权。



  应该讲非理性文化是现代西方文化艺术的一个基石。而在中国一直是关闭的,把它视为阴暗面来对待。虽然相关理论在中国也一度流行,但永远是西方的东西,中国本土的研究始终没有打开。



  建这个艺术中心最大的意义,就是第一次在中国打开本土研究的大门。我希望艺术界、医学界都能正视它,不带偏见地看待非理性的姿态。给非理性、疯癫一个平台、一个平等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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