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晚，来到上海出席世界博协大会的一批美术馆馆长，齐聚上海当代艺术馆参观展览。有趣的是，馆长们最后的话题引到了上海美术馆身上。正在展出的上海双年展无疑被众人关注，但从双年展说开去，美术馆的场馆空间最后成为话题的焦点，而位于延安中路上的上海展览中心成为美术馆扩容的一个可能的方向。



　　空间问题由来已久



　　台湾高雄美术馆馆长谢佩霓认为，上海美术馆建筑很棒，“但太小了”。曾经在上海美术馆布过展的谢佩霓抱怨说，在这座历史建筑中布展，会受到很多施工限制，展厅本身的空间分布对不少展览而言也不够理想。并且，在新媒体艺术和装置艺术日渐兴盛的当下，上海美术馆却线路老化、缺乏足够多的电源和多媒体接口。这些抱怨可能有些细枝末节，但对于一些艺术作品来说，却可能是很大的障碍。谢佩霓的抱怨颇有些同情的意味，她所掌管的高雄美术馆是台湾地区规模最大的美术馆，面积达42公顷。在这个大得有些奢侈的场馆中，包括展览、公众普及、学术研究、艺术收藏在内的美术馆功能均能顺利开展。



　　而上海美术馆则一直显得捉襟见肘。“很难建立收藏。”上海美术馆执行馆长李磊说，不仅是经费问题，毕竟很多艺术家都愿意将作品无偿捐献给公立美术机构。在收藏之前，先要考虑作品的尺寸和库房的容量。这是上海美术馆的尴尬之处。2006年的上海双年展上，被很多人关注的大型装置《子宫》因为体量太大，艺术家无法独自保存，美术馆也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置，最后这个庞大的作品被拆除了事。其实这样的情况每一届双年展上都在发生。李磊说，空间的限制，使得双年展一类大型展览在遴选作品时，都要把作品体积的因素考虑进去。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其他展览中，水墨画家崔如琢今年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个展时，他为人民大会堂最新创作的巨幅作品《荷风盛世》，就因为展厅容纳不下而没能来上海展出。



　　扩容提上议事日程



　　上海美术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狭窄的呢?这座漂亮的建筑，历经跑马总会、上海图书馆、上海美术展览馆、上海美术馆的身份更迭，它的空间从未增减，变化的只是时代。今天，最多时一天会有三个展览在上海美术馆同时开幕。伴随着艺术产业的汹涌，诞生在缓慢时代里的建筑，终于显得日渐逼仄。



　　谢佩霓认为，在世界一流都市的美术馆中，上海美术馆肯定是规模最小的之一，“上海应该有和自己国际都市身份相称的美术馆”。新加坡国家美术馆馆长郭建超强烈建议上海美术馆“扩容”，他认为只有那样，上海美术馆才有可能从社会文化功能上实现自我的升级。就目前而言，上海美术馆似乎是将双年展一类的大型展览作为了安身立命的根基，实际上，作为一个城市的美术馆，所在城市的视觉艺术的变迁，才是它根本的方向。



　　这是一个令上海美术馆尴尬的话题。从近代开始，上海就是中国视觉艺术创作最重要的城市。无论是最早的水墨探索，还是最早对西方绘画的接收和转化，都发生在上海。但这样重要的城市图像探索的历史，在上海美术馆的展览中踪迹难觅。不得不说，这是它长期的失职。财政支出的压力，使得美术馆不得不将有限的空间，用于大量“场租展览”。而空间的狭窄，也可以被部分归咎。



　　最新的好消息是，有一个宽广的蓝图正在规划。李磊透露，也许有一种可能，将上海展览中心改建成上海美术馆，而原来的馆址继续保留。显然这是一个大胆的设想。面积仅一万多平方米的上海美术馆，“兼并”面积数倍于自己的上海展览中心。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规划呢?对此李磊表示，这还需要主管部门进行进一步的论证。不管最终这个兼并的方案是否实现，至少上海美术馆的扩容，已经提上了文化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将引发许多人的遐想。



　　伟大的城市市中心需要公共文化空间


　近年在中国各地，兴起了一股美术馆建设的热潮。常见的情形是，在人迹罕至的城市新区，一幢古怪而巨大的建筑被冠以美术馆的名号，展厅面积大得让观众好奇、让艺术家害怕，究竟拿什么才能填满它?那种城市圈地运动中出现的美术馆，更像是为土地增值而建的纪念碑，而不是让大众亲近艺术的通途。



　　城市是资源和欲望的场域，城市中心的空间格局、资源调配，总是体现着这座城市的价值观。公共文化空间被从中心地带驱逐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空壳。所以伟大的城市，它的市中心必须有图书馆、博物馆和美术馆，而不只是奢侈品专卖店。因此，几位接受采访的海外美术馆馆长都认为，如果扩容势在必行，那么上海美术馆不应该被放逐到偏僻的郊区另起炉灶，而应该继续留在城市中心。



　　但对于寻求扩容的上海美术馆，依然需要有所忠告。地理位置的优越和空间的扩大，是不是能解决上海美术馆所有现存的问题?如果有朝一日，上海美术馆如愿以偿地完成了扩容，它能否以此为契机，完成一次自我涅槃?



　　公立美术馆普遍面临的资金来源问题，到时候是否依然用最受诟病的“场租展览”的方式应对?而就算有了足够大的空间，以目前少得可怜、只能在拍卖市场上买下一件水墨小品的收藏经费，如何建立一流的艺术收藏?如果要为上海近代以来的视觉艺术开辟常设展厅，分散于画院、油雕院等机构的藏品如何集中，如何界定所有权?上海展览中心数万平方米的空间，到时候用什么样的展览去每天填满?美术馆有限的编制人员，能否应付空间骤增之后倍增的工作量?美术馆是否依然将公众教育看成开几个讲座那么简单?



　　扩容不应该被我们赋予太多的想象。它不是一个空间相加的数字游戏，而是一个牵涉文化体制、艺术生态等诸多方面的复杂命题。上海美术馆的扩容或许势在必行，但在这股冲动面前，我们需要有足够的理性，对未来也要有足够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