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26日，由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央美术学院、国际艺苑美术基金会、宋步云艺术馆举办的《宋步云艺术大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9月28日，“纪念宋步云先生诞辰九十周年艺术研讨会”在国际艺苑艺术沙龙举行。与会者高度评价了宋步云在逆境中的自强不息，充分肯定了他在艺术上的杰出成就。此为研讨会发言纪要。



　　范迪安：上午时间很宝贵，感谢大家抽时间参加今天的研讨会，这个艺术研讨会是在纪念宋步云诞辰九十周年艺术展览的基础上办的。展览和研讨会由几家单位共同主办的，今天主办单位请了一些人，如中国美协王立春先生、中央文史馆业务司副司长刘松林先生和其他一些同志。美术界也到了许多的老同志和中年的艺术史学者，来共同讨论一个大的主题，就是对宋步云先生艺术的再认识，或者说联系已开幕的“宋步云艺术大展”来谈一谈宋步云的艺术和二十世纪的关系，这些都是有意义的话题。宋先生的作品在座的各位先生过去都是见的比较多的，有的还专门写了文章，但是集中起来看他的油画、水彩画、中国画总体的面貌，这个展览还是第一次。对宋先生从40年代以来很长的艺术历史经历和艺术发展，这之中几个领域探索的相关性和他的艺术特点，都值得我们再来思考，再来讨论。我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的研究者，特别想通过今天这样的会议，在艺术家的交谈中得到更多的美术史认识的角度，包括获得更多的史料，因为这里有和他接触比较多的前辈的史料，也有很长时间以来在自己的工作接触到宋步云作品的学者史料。虽然会议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希望大家畅所欲言，能够谈出更多史料，更多精彩的见解，丰富对宋步云的认识。



　　戴泽： 在座的各位中我是和宋先生接触比较多的。我很高兴参加这次展览会和这个研讨会，会前把介绍文章都看了，对他的艺术评价我认为都很好。我补充大家不大注意，提得少的事。我记得苏联时期有列宁勋章、斯大林奖章，有很多的、非常全面的鼓励方法。沙沃什金是功勋艺术事业家，他不画画，不写文章，不教书，就搞展览会，所以称他功勋艺术事业家。中国搞艺术事业的不多，也未有鼓励，但有人在做。宋步云有很大一部分功劳是搞了这些工作。1946年我到北平工作，认识宋步云时他很忙，搞很多后勤工作，是徐悲鸿的得力助手。买房子、家俱及教具等，学校事务性工作都归他管，他忙得不得了，任劳任怨，付出大量的精力。从第二张照片看，左边是宋先生，右边是我。这是在洋溢胡同14号照的，那里住三家人，中间吴作人住，西边李宗津住，东边宋先生住。洋溢胡同47号艾先生、吴老师、宗其香等很多人住。在北平解放后，北平各界庆祝北平解放大会在天安门召开，当时艺专画了很多画，宋先生管后勤做画布和联系工作，做了很多事。吴作人先生画了毛主席像，艾中信先生画朱总司令像，滑田友画了“耕者有其田”，共十好几张，挂在天安门城楼下，从西到东挂了一大排。宋先生任劳任怨不记名利，为美术事业做具体工作，有的人还挑挑拣拣，说这不好，那不好，房子不好还要打官司，到徐先生那里告状，宋先生经常受委屈、落埋怨。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大部分人都不在了，只有冯法祀、黄洋晖、叶正昌、我还在。他的画大家讲得很多，我很同意，的确很难得，我们要时刻从中国历史的观念看，不能用现在的标准评论过去的东西。从历史观念看，宋先生当时画出的东西是非常之好的，所以徐悲鸿先生请他来教书，请他当中国美术学院的研究员。他的画由徐悲鸿挑选保留下来，徐先生每年挑选一些画。我要补充的是他在艺术事业上是有扎扎实实的工作贡献的，现在对这些贡献也不够重视，现在对搞这些工作的同志也不够重视。



　　郎绍君：宋先生我没见过，但宋先生的名字我早知道，后来看过画册。原则说来，宋先生在中国的早期水彩、油画中属第二代人。李铁夫第一代，徐悲鸿第二代，二十年代留学回国。宋步云是第三代，1934年去日本留学，1937年抗日战争回国。早期油画家可以这样分，笼统地说是早期中国油画家。我知道宋步云先生这个名字，最早是在艺专教职员名册中看到的，宋先生是北平艺专副教授，兼任庶务主任，代理总务主任。从材料里看，知道徐先生筹建和管理北平艺专，宋先生作出很杰出的贡献，王府井帅府园校舍是宋先生跑下来的。抗战后徐悲鸿先生接管北平艺专，实际是创办组建一个新的艺专，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立艺专迁到重庆(包括杭州艺专、北平艺专)，日伪时期北平也有一个艺专叫伪艺专。徐悲鸿先生来北平艺专后，重新确定办学方针，完全是新的。他提出两种人不要，在政治上凡是落水的不要，凡是不学无术的不要，所谓落水的就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政治上表现不好的。在这个过程中，庶务主任、代理总务主任实际上是把学校行政工作、后勤工作都管起来了，从跑校址，到建校园，到请教员，到经济的管理，到买东西这些事务性工作，他是总负责。这样的工作对艺术家来说往往是不太愿意做的。但实际上，办一个学校除校长、教务主任吴作人先生外，还有规模极大的行政后勤工作要做。而我们知道，宋步云是艺术家，不是纯粹的行政人员，他早年从京华美专到杭州艺专，1934年到日本东京日本大学留学，是经过系统训练的艺术家。他画得很好，在重庆中大艺术系、重庆艺专任教。一个艺术家能甘心做这种工作是有一种信念，觉得做这个工作值得。他尊重徐悲鸿先生，支持徐先生，心甘情愿地帮助徐悲鸿先生，事无巨细地做工作。刚才戴泽老师说，我们不应该忘记在学校创办过程中付出这么多心血、做了这么多无名工作的宋先生，这也应该成为艺术家、艺术史家研究的内容。包括在校外，徐先生校内校外的许多具体工作都是宋先生去做，徐先生参加“北平美术作家协会”的工作，宋先生是常委，做这种工作注定是不容易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艺术家，他甘心去做，可以肯定有一种追求，有一种精神在支持他做这种工作。



　　解放后，他欢天喜地的迎接解放。他做了这么多的工作，却受不公正待遇离开中央美术学院，一直到“文革”以后落实政策。在中央美院哪个系里有宋先生的名字?在逆境中宋先生仍保持了乐观的生活态度，仍用他的画笔歌颂新中国、歌颂革命。用他的画笔创作，做了很多工作，是一种什么精神支持宋先生这样做，在逆境中，在无奈中仍能洁身，坚持艺术追求?我看到展览会上一张画上写着“攀附非吾志，清寒只自知”，这是宋先生对自己境况的缩写，我看后很感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确实打击了一大批有贡献的人，是很不公正的。但是他在经过打击后，他的精神目标仍未动摇，研究艺术史也有从一个人的角度，一个知识分子的角度看他们的生活，看在各种遭遇中什么表现，他们怎么做人。想到这一点，我对宋先生有种由衷的敬意，他很不容易的。如何评价这样一些人，不能仅看画，要看他的人，看他们所处的大背景，这样一个人就活起来了。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这么多的油画和水彩画，他是西画家，宋先生的主要成绩在西画，而不是中国画方面。他的水彩、油画都很好。总体说他的水彩是重磅的，他非常注重感觉，不斤斤计较，精雕细刻，非常生动，非常活泼，而且很大气。我特别喜欢他的1986年画的朱顶红和1989年画的葡萄和香蕉，那是用整开的大水彩纸画的静物。他的画除了浑厚的色彩，强烈的色调以外，还有一种感觉，有一种大风格，在静物以外的人生的方方面面也在笔触和色调中，在整个画中体现出来，是杰作。我也特别喜欢他的油画风景，吴作人先生在评他的水彩画的文章中说“有一种真诚的感觉”，说得特别好。所谓真诚感觉，不是为风格主义的、矫饰的，不是为技法而技法的。不是忘掉或失掉自己的生动感觉，这种是纯技法或理性的作品，艺术是要尊重直觉和感觉的，这恰恰是现在商品大潮中迎合市场的要求所缺乏的。他确实表达了真实的感觉，这是艺术家特别重要的东西，特别重要的东西。这是我们许多艺术家所需要寻找的东西。从这点来讲，宋先生的水彩画和油画，仍然能让我们学习到许多东西，他的技巧和感觉，他的外在形式和内心世界能达到非常自然的统一，是非常经典的。因此，我很受感动，很受感染。

孙美兰：十年前与宋先生认识，他很善交谈，我也很感兴趣研究他的艺术。他的为人是这样的好，曾看到他一些作品，谈到他个人的一点经历(在他的丰富经历中我只是知道很少的一部分)，当时为他写了一点文字，但是今天看有很多空白点，特别与画展对照，特别是画展里第一次见到这么一大批的早年油画，感觉当年的研究很肤浅，而且有很多没有跟上他整个艺术实践的认识。应该怎样才全面呢?刚才听到范迪安先生说一直在研究二十世纪的美术史，这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而且有很多地方可深入发掘，包括刘晓路写的这篇文字。我首先在思考第一个空白点是他的老师，也就是在日本留学时代他主攻油画时期，他的老师中村研一到底是什么样的画风，给年轻的宋步云什么样影响?他从老师(中村研一)那里吸收了什么?这个问题刚接触，可惜宋步云先生就去世了。他第一次告诉我他的老师的时候，是在协和医院，他心脏病较重了，但精神很好，很乐观，很多小护士手里有他的小品，小护士很热情，直接把我引进病房去了。在这次谈话谈到中村研一。我一般沾枕头就睡着，昨晚想知道这个问题没有睡好觉，就是想中村研一是怎么样的?刘晓路博士在这里，邵大箴、刘晓路写了文章，这次很希望把这个问题深入研究下去，这是中日交流的很重要的环节，是最为概括性的。把他作为本世纪中日文化交流、中日美术交流重要的一环，这不亚于对王式廓、傅抱石的研究，是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第二个空白点是我想过，但没有做到的，就是有些文章里提到他的贯穿中西。考虑到二、三十年代的艺术家，一代留欧、留日的留学生在他们艺术作品中都有这个特征。在研究宋步云时，就应该研究他的特点。宋先生与徐悲鸿、林风眠有什么不同?或跟其他代表性画家有什么不同?他的年龄比李可染年轻3岁，他在国立艺专任教时，李可染在国立艺专专教国画;他比吴作人年轻两岁，所以他是这批人中的。他的学贯中西有自己的特点，一是他在与日本的交流当中吸收了什么?还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有些画家不是很突出的，是他有民间的东西，民间艺术。在早年的油画里不很突出，能隐隐约约地感觉到。他的水彩画更突出的感觉到逆光、色调、从印象派吸收进的东西和中国的绘画笔法、韵味。他的中国画里，特别是晚年八十年代，他忽然回到民间了，是不是他对家乡潍坊民间艺术的童年印象重新翻了出来，并很自然地流露出来的，如中国画《人间重晚情》、《君子兰》、《朱顶红》，有非常强烈浓重的色调，那绝不是文人画笔产生出来的，那是民间艺术的趣味、美好情感，甚至是一些心理气质的表现，这个问题希望如能得到认同那是很好的，需要认真研究。



　　第三个空白点我涉及了，但没深入研究，就是他各个时期的变化。从纵的线和油画、水彩画、国画横的线是什么关系?邵大箴的文章里谈到他对印象派的光、色有某些吸收，我非常同意。他的国画里是怎样交织着油画里学到的厚重与空灵的，与已达到的造诣又是怎么样深入的、相互交接的关系?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他自己在国画，特别是八十年代画《君子兰》，他当时是非常愉快的，他大女儿在长春二十二年调回北京，女儿在长春学到了培养君子兰的技术，他在题画文中写到他这时已是“任手挥毫”，他已达到“任手挥毫”的程度。在这幅画中既有中国画的挥洒，也有很自然地吸收印象派的光感和色感，他透露出的信息，说明横的关系和竖的纵向发展的关系，这中间也有很多可值得研究的问题。



　　总之，我看了画展后非常兴奋，我从来也没有见过他这么多油画原作，是个大的惊喜。一个看画展朋友对我说：“怎么这么多的油画作品，从来不知道，如果把它们与美院油画系的教授很好的代表作品放在一起，它们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毫不逊色，有些就是杰作，是第一流的作品。”我也有同感。这样的展出对以后的工作将是很大的促进。我也很感谢组织这个画展的人，特别是对画展作了辛勤工作的同志们。我的在摄影界的朋友们告诉我，每次发奖都有组织奖，说明已经有人意识到这点，感到他们是功不可没的。



　　刘晓路：有好多老同志，还有和他同过事的。当初了解他是画国画的，画桃子。后来接触知道他是学油画的，看了一些照片，实际原有的作品比展出的还多，我感到很惊奇。一开始以为1949年以前的油画是不多的，可是一下子拿出这么多，数量是大得令人吃惊，水平很高，拿了跟油画大师比都是佼佼者，是很突出的，尤其是风景画、人物画。



　　他留学日本，宋先生经历的背景是应该注意的。在1934—1937年，当时“9·18”事件已经发生了，中日两国实际是战争状态，到敌国留学画，并在当时画的是《流亡图》值得注意。《流亡图》是以一个普通中国家庭颠沛流离、饥寒交迫为情节，反映了外族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当时写文章时想：是写日本侵略中国，还是写外族入侵给中国带来的灾难。而他所处的环境是在日本留学，又要揭示出事实，又没直说日本人，这样的环境是很重要的，一看这幅画就想到是日本造成的灾难。中村研一是学油画的，是较早留学巴黎的，大体是写实的一种，这点上和宋步云较接近。他是日本画家，他不是以严谨的造型绘画，而是以写意的形式绘画。但另外方面，他是线的造型，不是面的造型，宋步云的画受到他的称赞。



　　宋先生还有一个特色，在日本留学的中国画家，学油画学现代派的多，可他坚持了写实的道路，在中国画家中，他写实的风格在当时非常突出的，造型能力非常强。宋先生画北平的风格，有点像早期的印象派，还不到马奈时代，这种风格使我感到意外。他的画有强烈的个性，感情很突出。



　　另一个问题是油画保存不太好，有年代的问题和战争时期材料紧张的问题。龟裂、剥落严重，急需保护，这是中国现代美术史的宝贵资源。



　　钟涵：我是后来者，宋先生在重庆、京华时期没赶上，美院创建时期我在别处工作。这个展览使我有学习机会。从美术史上讲，他很容易被大笔挥之的议论者们遗忘。现在是一个好机会，宋先生这么多作品第一次被展出，是很有建树和时代价值的。就我自己学习来讲，宋先生有一个特点是这个时代的各种绘画，说大一点是在文化的交叉中间，在二十世纪文化交叉的中间，他一直独立寻找他自己的定位，直到晚年，从他到日本学油画时画的《流亡图》开始。学画的人总是以为写实、写意，传统、现代，以为就是这么两条。不，不这么简单，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传统各种各样，写实各种各样。他的画风不是十九世纪写实主义以后的杰出学院派，然后是写实主义留下的形式塑造，以精确的塑造为基础，他不属于这派。他是具象再现里比较有所超越的，与现代风气有所交叉的这么个过程。如用那种科班要求，这是种另类。但到1949年以后我们提倡的是经苏联介绍的画风，是一种塑造，同时经苏联的努力画大幅画、群像、大空间，大场面，而不是室内的肖像，这种状况使不少油画家发生重重困难，很多人反复寻找，有的人找不着，也有寻找到一些的，在学中寻找，妨碍了一些人才能的发挥。我看宋先生也没脱出寻找，他的好处是独立的，没进主流，反倒没受过多控制，他保住了自己的独立，原来的画风留住了，如《刘胡兰》，冯先生也画过，宋先生《刘胡兰》画的很好，《刘胡兰》表面上看粗率得多，与冯先生体系不一样，《刘胡兰》的雪地很厉害，就是空画布，很有表现力，这就是不同风格的画法，不同画法各有所长，后面人物朦朦胧胧一大堆，不用一个个画也很好。在比较中他又受到两种形式之间要跳槽的时代都共有的一份困惑，又比较清醒的保住了自己的风格。60年代画的一个电车终点站，电车上的光和电车线和云霞浑然一体。除了城门楼稍微多画了一些外，整张画很好。还有几张画雪地，有张雪地(《岁寒三九雪》)，这张画没有收入画片，画的很出色，相当像库尔贝画的，雪地露出草，很生动很有味道，这是我们学习中没有的。日本现代美术馆好像也有张库尔贝画的作品，但他看到原作的机会较少，他是慢慢摸索的。他的自画像又是一种平面化、方式化的，颜色提炼了出来，画里面黑、白、灰色一块块的，加上笔触，从头一直画到后面小孩子睡觉的脸，结构非常严谨。我们在学绘画后，具象背后的抽象结构是不讲的，可他是有的，这在中国画界是不知从哪里学来的，这是他独立寻找出的。



　　除此以外，水彩画、中国画与傅抱石有某些友谊的联系，都值得研究。他的所长好像不是在中国画方面，除中国画的笔墨以外，有中国画的意象。从画上看他是热情关注社会的，他从学西画开始，又再到西南地区，很难沉入到中国画中去，但他涉猎进来了。他在各种文化的碰撞中独立地闯。他离开美院后，在学习中我们这些后来的学生没有找到他，社会活动也较少，这种种因素使他能独立地寻找定位，最可贵的是到晚年没停止。到晚年在美院复出重新聘为教授，他已经七十了，正好是我现在的年龄，这对我是很大的鞭策，老骥伏枥，不要认为老了，就洗手不干了，要永不封笔。他不断地画，而且在寻找定位上有所突破。我的着眼点不在桃、香蕉、水果上，我着眼在小风景上，着眼在他画海、画水、画船，放开了，并把中年时期可以不要的都淘汰了。晚年他不但不封笔，且不断画，而且有所创意，热情地画各种东西，来者不拒。他不像李可染先生有自己的环境，可以相对地封闭起来自己干。但他已露出了晚年衰年变法的可能性，这是宋步云式的衰年变法的可能性。第一次看到他的画展，感受到在中国现代各种文化碰撞时代里，他独立地寻找自己的定位，而他到晚年还孜孜不倦，这就是我的初次学习的体会。



　　刘迅：宋先生的女儿找到我，我说我就是管饭店的，艺术沙龙是办展览、开会用的，仅此而已。今天开会看了些东西，听了大家的讲话，知道宋先生的一些情况，宋先生一直追求革命，追求真理，在重庆，在地下党时代就这样，但是光明来临时他却被抛开，这很不公平。1992年他去世了，是遗憾的事，为什么要死了以后才知道价值，生前不能给他公平的评价?这不是哪一个人，哪一个派或主流派可以说了算的，这是时代的悲哀。范迪安同志很重视研究，我希望所有有权力的人抓紧时间注意新生力量。



　　我告诉大家今天奥运会金牌已25块了，澳大利亚形成中国热，中国国歌到处响起。我不迷信，但这不是一种巧合，是一个好的开端，宋步云在天之灵会感到欣慰。中国艺术家是真正的艺术家，感谢大家对宋步云先生和他的画实事求是的评价和进一步的探讨。


　程大利：我刚看过宋先生的展览，他是美术史必须写上的一位油画家，他的贡献在于他的作品。我们编的世界美术全集、中国美术全集、分类美术全集，写中国现代美术史，这幅作品(指《白皮松》)如果不写进去是现代美术史的疏漏。我去卢浮宫六七次，看到这幅画我就想起法国19世纪末以柯罗为代表的一批画家，有好多小品陈列在那里，在那稍后开始向印象派过渡。这幅画是早于印象派再现手法上走得超前一步的，对境界的这种主观因素、情感因素，这种夸张刻画，宋先生画得非常成熟，我不知二十世纪现代油画大展有没有这幅画?没有这幅画太遗憾了，有这幅画就够了。我们编美术史是以人入册，还是以画入册?这对我们这些搞出版的也给了一个启示，搞美术史研究是应重视史实的。关注史实是什么，是建立在关注作品上。如果一个美术史家，他不留心作品，那叫什么美术史家。他盯的光是个人，今天社会上好多人注意的是人。在这个位置上才引起大家的注意，可是拿出的作品，我们看不出什么是他的代表作，所以时间久了就被人忘了。可是有的人就一幅作品就够了。所以我想研究美术史也好，搞出版也好，要以作品为主，而不应以名为重。研究美术史的基点就是作品，我们应一直向这点努力的。



　　第二个想法是中西绘画融合问题，我看了宋先生画展后受启发。能不能融合，有没有必要融合?如果融合，切入点放在哪?我们看马蒂斯的画知道，马蒂斯学日本浮士绘，他是这样学的，不是如实把浮士绘线条用在画上，而是把浮士绘简洁的大色块用在画上，于是出现野兽派，几个大色块的对比概括，我们站在画前首先感到的是高度的、色块的对照和强烈的反差，他是这样看浮士绘。西方人这样学东方艺术，那么我们学西方艺术时，从哪个切入点学习?我觉得学习西方是不能把中国绘画已形成的、确定准则的审美观点放在一边，这不行，这条路不大容易走的通。学习绕不过古法用笔和文人画的古法用笔，去研究宋、元、明、清、四王绕不过古法用笔，所以后来有李可染先生，但都绕不过古法用笔。如果学中国画，在中国文人画全部的技术基础上，又借鉴了西方表现艺术，是不是会使中国画有个更新的面目出现呢?我们在前辈大师的身上看到这样或那样一点一滴的探索，但真正要拿出一个融合的范本来，我想晚辈会在这点上往前推进的。我虽然发了刘小山的中国画穷途末路，但我实际上没有认可他的穷途末路的说法，这不符合历史规律，历史总在发展，中国画技法是按自己的规律发展下去。中国画的高峰时期过去了，但它以另一种形式，换一种表现语言或丰富了表现语言，可能未来是无限的。这是我看了宋老先生画展后的第二个想法。



　　第三个，中西文化的交流最主要的是精神交流，我们在形而上的基础上来讨论技法可能会好些，如果技法和现实脱节可能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应站在更高的认识层面上。西方人对中国的学习值得我们思考。我们对西方的学习不能仅仅是在块面、色彩、分割、构成上的，应该在画的基础上，更高的文化层面上去思考。中西文化确实是两大体系，两大体系是共存的，特别在多元时代，这种并存本身是存在的，而不是谁把谁吃掉。中国文化本身已存在于世界，由于西方人的文化背景，或某些成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偏见，一种物质上感觉认为他们的科学先走了一步，于是有一种偏见，他们不是去认真研究中国的东西，这是另一回事。中国艺术的客观存在，自身的变化体系，自身语言规律，迟早会让世界认识，这也有待于国力加强和对自己宣传的到位。若在整个人类的水平都提高以后，这个问题是容易解决的。不要着急去和别人打国际化，工业、经济国际化，文化传统国际化不国际化都不重要。



　　邵大箴：我1960年到美院，我没有见过宋先生，就知道宋先生画国画。宋先生复出，学校有外事活动，给了我们认识的机会。打倒“四人帮”后，美院给大使馆送画，请宋先生送画的桃子，这样认识了宋先生。宋先生是非常天真、率真的，美国大使离职，我们到大使馆送画，是江丰、古元、我、宋先生一起去的，接触中发现他非常率直，在画里表现出来。他一贯追求进步，就是在逆境中，他也对新社会拥护，非常兴奋，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学校不让他教书，自己悄悄画，没有公正的待遇，但他仍以兴奋、欣喜的心情在作画，在画面上表现出来。我看画展以后，最感动的是这点。他表现新生事物，画革命人物，画刘胡兰，画风是主流之外的，但画风也是有与主流交融的一面。从三十年代他就追求进步，解放前夕，掩护地下党，协助徐悲鸿先生保护校产，反对学校南迁，作了大量的工作，五十年代却被打入另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他对祖国仍热爱，对新社会、对党有那么强烈的爱，看了他的画展非常感动。



　　第二点，和宋老从国画开始接触，不知道他有多少油画，只知道他留学日本学油画，以为他油画很少，一接触他的艺术创作的油画，就知道他的一切艺术是从油画过来的。在四川重庆画嘉陵江，画水彩，五十年代画油画非常多。二十世纪油画展没有他，很遗憾，因为大家不了解他是个很好的油画家，不了解保留了那么多作品，再举行画展就要占一席地位了。这次画展把过去隐蔽的东西揭示出来了，让大家认识了真面目。改革开放以来，过去因意识形态、政治因素埋没了一部分人，现在让大家知道这些画家的真面目。宋步云的油画非常了不起。水彩画不知是否全展出了?水彩画这么好!他通过水彩画逐渐认识到水墨画。傅抱石先生跟他讲：你的水彩画这么好，有国画的味道，应该作水墨实验。傅先生支持他画水墨画，他从油画、水彩画逐渐转到国画，他被称为“桃圣”，桃画得非常好，中国画家桃子画得这么真实的不多，群众非常喜爱，画界也很喜欢，评价也非常好。水墨画要把西方写实的造型融进去，融进去要有中国写意的味道不容易。在油画里把中国的感觉、审美趣味融进去容易一些。宋先生的水墨画，西方写实用的较多，注意了与传统的中国水墨画的结合，他把中国水墨画拓展了。要有传统笔墨，但不能守住传统笔墨。有些异已的东西，看不惯的东西，可能就是拓展。



　　宋步云的展览给我们很多启发和教育，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太可爱了，宋先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西方的知识分子如果被打入另册，受不公平待遇，他们会发牢骚，画中发泄情绪等等。中国知识分子是很爱国的，他们看到了事物的本质一面。50年代的社会欣欣向荣，宋先生热情地歌颂新社会，他把非常真诚的心情从青年一直保持到晚年，值得我们学习。作为艺术活动家我们不会忘记他。作为艺术家我们不会忘记他。作为艺术家他在艺术史上的贡献也留下了一笔，人民不会忘记他。



　　李树声：我上学时宋先生已经不在校了，我与他的夫人高淑贞先生打过交道，她字写的很好。只听说宋先生有点事，想问，又担心人家可能不愿说，我便与高先生拉开点距离，免得找麻烦，这是不对的。今天看了画展，确实很成功。今天美术界有这样的基本功的画家实在不多，如果我们美院的学生要有这样的基本功出国，那么美院的名气就会大得多。他画得这么好，竟然没有宣传介绍，过去只宣传介绍宋先生会画桃子。我和大家一样，认为宋先生主要成就在油画和水彩上。水彩控制色彩和水分的能力，在全国是拔尖的水平。油画也是无论从色彩、造型各方面，都相当有水平，是造诣非常高的艺术家，但居然没有介绍过。桃子是另一方面的成就。他画西红柿掌握的写生能力相当强。宋先生是最听徐先生话的人。徐先生说白皮松是北京很有特点的，宋先生就去画白皮松;徐先生说北京是故都，有许多别的地方没有的古建，宋先生画鼓楼、天坛、故宫，什么都画。对照徐先生的文章看，最按徐先生话做的就是宋先生，当然其他老师也画过一些。他的油画跟日本的画家不太一样，尽管他留学日本。日本的油画也是从欧洲学的，李叔同是留日最早的，他的自画像一看就是受西方印象派以后的画风的影响，留日的最早回国的沈宝基的画不那么写实，李一泽也是留日的，也不那么写实。但是宋步云的油画与日本不太一样，很像法国古典油画，但是主要是宋先生形成了自己的油画风格，他的风格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独创性。徐先生说重庆多雾适合于水彩，他就画水彩，他很勤奋，表现重庆的雾，他是按徐先生写实的路子走的，他想去表现中国的山山水水和景物。他这方面的创造性在油画、水彩画上有独创性。他的艺术既不是日本的也不是法国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这是很不容易的。他与王式廊、许幸之是同学，抗战爆发他们都回来了，非常爱国的。



　　第二大成就是中西融合问题。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画坛谁都回避不掉的问题。他的画很有特色，他的桃子与吴昌硕有很大差别，基本按西画观点来追求。桃子逼真，群众喜欢这个，而不喜欢吴昌硕的桃子。他是对生活的美化，他这方面很有特点和个性，是时代的需要，文艺希望群众喜欢，不要脱离群众，他按西画的光影要求来画的。应该允许按自己的观点来画。从画里可看出有美的理想和精神状态。他一生都是在追求真善美，尽管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是精神境界是健康、乐观、向上的。



　　王工：宋先生在五十年代初受到不公正待遇，一直到1979年，回到中央美院，江丰接受了宋先生，他作为离休教授回中央美院。他所承受的坎坷和遭遇是常人不能想象的，他一直在努力。在生活最紧迫时没停止画，用水彩最简洁的工具，如电车场、观象台等等。1971年画香山红叶怒放，是用心血画的。1979年以后他有非常好、年轻、幸福的心态，恢复名誉后第一件事是去吴作人、李可染等老同志的家，告诉他们“我回来了!”以后他去山东、东北、福建等地进行艺术创作，最好的是在山东青岛的画。这时是他心气最高，心情最好，体力尚可的时期。他是有很大成绩的西画家，成就卓著。画家的伟大不在于面面具到，而在于贡献。二十世纪结束的今天，站在人的立场，人文的立场，重新认识宋步云的艺术和二十世纪的关系，是很有意义的。



　　水天中：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研讨会，虽然没在宋先生的教诲下学习过，但曾一度和他作邻居，所以常来往，跟几位子女认识，他们热情的介绍宋先生的情况。我曾几次跟宋先生聊天和写过文章，看了他一些画。宋先生从没提过他画油画，我以为他只画水彩、国画。这次画展非常有意义，集中了艺术家一生的作品来纪念他，这也是对当代美术史非常有意义的事，宋先生的子女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以前美术界有时谈起大家的子女有所感慨，大家说潘天寿先生有个好后代，有的大画家子女也不是不好，但是没有做好父辈的艺术的弘扬工作，宋先生的子女做得比较好。



　　宋先生的主要艺术成就在油画、水彩画。尤其是水彩画。中国水彩画在国外很有影响。中国的油画在五十年代苏联人来中国时有这样的看法，说中国油画不怎么样，水彩画很佩服。原因之一是中国有非常深厚的中国水墨画的土壤。我们学习西方油画、水彩画，和其他国家艺术家、其他发展中国家艺术家相比，这一点上我们以水墨画基础土壤和艺术环境精神的高度去理解接受水彩，好多的西方画家是达不到的。看了宋步云的画展没想到这么好，从作品中反映了中国人的气派、气魄，值得我们学习总结。



　　50年代宋先生受了不公正待遇，他的艺术大家不知道。去年举行李洛公先生的画展大家非常吃惊，过去大家只知他的是书法家、篆刻家，不知他还有画得这么好的油画。宋先生的油画也是这样。这么长时间，好多画家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遗忘了。美术史家、美术教育部门都应考虑，美术界的领导、组织应引以为教训。中国美术界显得比较偏狭、狭隘，派、门户之见到现在还在继续存在，我希望以这几年陆续出现的李洛公、宋步云等的展览作为开端，把二十世纪被忽略或遗忘的绘画大家进一步系统、完整的研究。



　　翟墨：这次展览和研讨会填补了美术史的一项空白。我以为宋先生是一线贯通五项全能的艺术通家，一线贯通指的是他的一生贯穿追求爱国、追求进步，追求人格的完善，另一方面对艺术孜孜不倦的创新精神。看展览我的直觉不错，特别欣赏他的水彩画，达到了中国为数不多的高水平。从水彩画往两头追述，往前看油画，如《白皮松》用光，他的水平相当高。往后追述，他的水彩画有用刀刮出来的，还有的是用彩笔倒过来刮出来的，他的中国画有水彩画的透亮。五项全能，他还有好多版画、雕塑没有展出，希望以后能展出。他学通了，又互相渗透、互相改造，他沿着笔意写实的路子，一步步走完了自己的一生，最后桃子可以作为他的标志，是一生结出的硕果。我一个局外人，非常欣赏他的桃子，很到位。从中国画笔墨来讲看他的桃子叶很到位，桃子的造型有油画的造型功力，色彩有水彩的透亮，体现出油画、水彩、国画三方面功能的精华集中在他的寿桃上，拿到世界上没有和任何画家雷同。如果说徐悲鸿的马、齐白石的虾是他们的标志，宋步云的桃也是他的标志，成为无愧于艺术之林的标志。从中国画笔墨，到站在中国画的圈子里来说那是另一回事，他的桃子是他一生的艺术生涯中结出的硕果。



　　赵立忠：这么多画，感到惊讶，这么多年没见过他的油画原作。我是山西人，十七岁时参观见过他的《刘胡兰》。在五六十年代他画革命题材的画，应当归于主流行列，他现实主义的手法比较写实。他受到不公正待遇，我为他惋惜，为那个时代造成的悲剧感到遗憾。



　　谈到作品，尤其是《白皮松》，是他1947年画的，当时并没有提出民族化的口号，他这幅画不但有外光的东西，骨子里有中国画的写意成分，不是狂草，是中国画的小写意，枝枝干干很抒情、很潇洒地揉进去了，而且很规范，特别是光的运用，正面是背光，向光在背面，光从侧面过来，是外光，他没按现实生活处理把它画成黑色，而是画得很亮，好像电影中加了反光镜，是做了意向处理。这是从中国画里提炼出来的，是油画民族化的先驱者。



　　陈履生：一早拜读孙美兰先生的序言，刚才又听了大家发言，我作为美术史研究者应更好的在个案研究上思考，确实陆陆续续发现一些画家像沙耆、司徒乔、宋步云等。反省过去的研究工作是欠缺的，刚出版的《中国现代美术全集·油画卷》宋步云、司徒乔都没有，刚出版的二十世纪名画家集也没有宋步云这些人。台湾一杂志里介绍一位俞成辉，也是留日的，台商发掘了他们。他们在寻找1949年前留学国外的油画家是为商业目的，为何被我们遗忘，这有各种美术史自己的原因，也有钟先生说的非主流画家问题，这是值得我们在美术史学上下功夫研究的。



　　王春立：通过大家的发言，我进一步了解宋步云先生的艺术道路和成就，过去知之甚少。宋先生是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画家，不管遇到什么挫折和逆境，他的内心世界十分丰富，所以他的作品非常感人，他是50年代的先生，是艺术上的前辈，他在艺术手法上追求个性化。



　　他在美术史上是应值得重视的一名画家。在史论上数十年中有好多的老一辈画家在某些方面卓有成就，但我们重视不够。我过去在美术馆工作，山西的王某某家属要捐赠画，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我离开都没有引起重视，想起来感到遗憾。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做的。宋先生受了这么多委屈，今后类似对这样的老画家，我们史论家、美术界都应引起重视。



　　梁栋：中国美协水彩画艺委会和广西美术出版社合办的《中国水彩》杂志，为纪念宋步云九十周年诞辰，《中国水彩》杂志有一栏目“高山流水”将刊登纪念文章，纪念宋步云九十周年诞辰。有几位国画家、水彩画家在这里发表过作品，我们把他的画也录进“高山流水”。



　　艺术不忘打井人，老一辈艺术家把西洋水彩画引入中国，才有中国水彩画的发展，受到各界关注。



　　刘松林：作为主办单位之一，和其他主办单位共同请来这么多专家朋友感到荣幸，感到高兴，并感谢。举办画展、研讨会是对这可尊可敬的老人的最好的纪念。缅怀这位热爱人民、艺术、热爱生活的老人，缅怀他走过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对当代的青年和艺术家都有巨大的教育和借鉴作用。家属做了很多的工作，对他们道声辛苦。



　　宋先生是优秀的中央文史馆馆员。1985年由当时的总理李鹏同志聘为馆员。中央文史馆是国务院直属，具有统战性、荣誉性的事业单位。最初由毛主席，周总理倡导成立。旧址在北海静心斋，馆员都是60岁以上，是有德、才、望的老年知识分子，家庭比较贫困的，有成就、有名望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第一任馆长是毛主席的老师侯建英，以后是章士钊、杨国全、叶圣陶、肖乾，现在是启功，副馆长很多……也有画家陈半丁、齐白石、程发白、溥松窗……，宋老也是画家中一位。他入馆时已经75岁，他不避辛苦，画出许多好作品。除为社会做贡献以外还为祖国争得许多荣誉，他的作品很多都成为我国外交、国事工作中的珍贵礼品，为国家、为文史馆做出了大量的贡献。他是一位追求进步，敢于和帝国主义、反动派斗争的爱国者。前面几位先生都讲了，他18岁时(1928年)就参加抗议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文化侵略的校方活动，被开除;“9·18”事变后参加济南卧轨;1934年留学时为公开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创作了《流亡图》，还参加演出进步话剧。解放前夕受地下党委托坚决抵制南迁，并冒生命危险掩护我党地下工作者。在蒙冤期间仍用彩笔描绘祖国大好河山，创作出许多健康向上的作品，是现代美术开拓者之一，又是中西艺术结合的实践者和探索者。我作为外行看画展后感到他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有对自然界的事物观察独到的视角，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和纯洁的感情。



　　范迪安：会开得很充分，特别是许多老年人对往事的回忆和评价都很有价值。筹备画展时我看到许多油画，到宋先生家和家属一起挑选的展品，作品很多，这次展出了大约是全部油画作品的五分之三左右。另外给大家一个信息，宋先生三十年代回国，带回来一台莱卡相机，他是在当时中国画家中不多的拥有一架莱卡相机的人。他用这架相机为早年留学、艺术活动以及家人留下了许多照片，他的照片中的感觉跟他的画有关。他留下的三四十年代画家群体的珍贵照片，对二十世纪美术史研究又是一个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