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称书法，日本人称书道。”周汝昌这句颇有代表性的话其实是有问题的，应该改成为“中国古代（晋唐）称书道，后来称书法；日本承中国古统称书道，一直沿用至今。”此如我国晋唐时执笔皆为三指执笔法，后来三指五指互用，至现代则全改为五指执笔法。日本则从晋唐时期全面引进中国书法，执笔也取当时的三指执笔法，至今一直未变。不知此中缘由者必言“中国人五指执笔，日本人三指执笔”。
晋唐书论中，言书法之道为“书道”者，此举二例，前则卫铄，中则虞世南，后则张怀瓘。卫夫人在《笔阵图》中说：“自非通灵感物，不可与谈斯道矣！”此“道”者，即可理解为“书道”之简称。如果当时称“书法”，即可言“不可与谈斯法矣！”。《笔阵图》中又说：“然心存委曲，每为一字，各象其形，斯造妙矣，书道毕矣。”此处的“书道”应该是当时书法的一种称名，当然亦可理解为“书法之道”的简称。虞世南在《笔髓论》中说：“欲书之时，当收视反听，……其道同鲁庙之器，……”其道之道，即言书道。另，“故知书道玄妙，必资神遇，不可以力求也。”如当时称为“书法”，应为“故知书法玄妙，”不必言“书道”也。张怀瓘是唐代的大书论家，在其书论中出现“书道”之词特别的多，下录数例：《书议》有：“贤人君子，非愚于此而智于彼，知与不知，用与不用也。书道亦尔，或贱于此，或贵于彼，鉴于不鉴也。”《文字论》有：“别经旬月后见，乃有愧色，云：‘书道亦大妙，……不比于《文赋》，书道尤广，虽沉思多日，言不尽意，竟不能成。’”又有：“……因谓仆曰：‘看公于书道无所不通……。’”又有：“……论书道，则妍华有余,考赋体，则非不能……。”《六体书论》有：“如人面不同，性分各异，书道虽一，各有使便。”《评书药石论》有：“论于书道，是臣之职，知何不说，用臣何用。”又有：“书道亦然，臣虽不攻书，颇知其道。”又有：“臣愿天下之事，悉欲尽美尽善，宁以书道独能谢于前代乎？”从此所举三家众例，可知其时称“书道”之实况也。

现代有二位书论名家撰文讨论过“书法”与“书道”的称名，且认为称“书道”或较“书法”好一些。其一为郭绍虞，其二为周汝昌。郭绍虞在《书道与书法》一文中说“我在《沈尹默法书集序》曾提出用书道不用书法的意见。”该文对“道”与“法”作了分析比较，认为“‘道’是理论性的，‘法’是规律性的”，“‘道’之与‘法’，虽名异而实同”，最后说道：“我觉得书道、书法之称，各有其历史因素，究竟用书道还是用书法，我是服从大家讨论的结果的。”徐金平先生近日送我一册周汝昌新版《永字八法》，中有《中国书道…》一文，在“立名”一节中说：“‘书法’，这是现下通用流行的名目。本无不好，但也有毛病。……不叫‘书法’，叶什么？‘书道’很好，但这是东邦日本的术语，借来也有引发误解之虞。所以用时宜加‘中国书道’方妥。然而这也并不理想，因为第一太啰嗦，第二仿佛还是中国人学日本字一一这就走失了原义。”

曾有幸与熊秉明先生就书法教学有过一次交流，其自言与中国书协合作在北京依次办过三期书法班：一为“书法班”；二为“书艺班”；三为“书道班”。书法班重视的是技法；书艺班重视的是艺术；书道班重视的是境界。这种分法显然受老子“道、理、法、术、数”之伦理关系的影响，认为道高于艺，艺高于法。

我想，要不是觉得“书道”是日本人的叫法，而知道“书道”其实是中国传统的名号，都会认为称“书法”为“书道”是挺理想的。我所以主张将书法依古统称之为“书道”，其深意与愿望与熊秉明先生书分三类可谓无有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