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 - 名家画廊 - 中国美术家 -旧版

　吴昌硕（1844-1927）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处在一个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他诞生前四年，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帝国主义的大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也激起了广大人民风起云涌英勇顽强的反帝斗争。同时由于帝国主义经济势力的节节侵入，我国的社会经济基础起了变化，从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吴昌硕七岁那年（1850年），爆发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革命的浪潮卷遍全国，也曾波及他的故乡。后来，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清朝政府一再遭到惨败；紧接着到来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割地赔款，形成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险局势。　　
　　于是中国人民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交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自发反帝斗争。最后辛亥革命表面上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革命胜利的果实仍然落入封建地主阶级手中，又形成了南北军阀封建割据、长期混战的局面，弄得乌烟瘴气，民不聊生。直到吴昌硕逝世前数年，"五四"运动发生，我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紧接着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得到了正确的领导，如火如茶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展开了序幕。就在他逝世那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爆发，中国革命更深入地发展了。　　在这时期中，正由于社会经济基础的急剧变革，作为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国文化科学、文学艺术，也跟着起了重大的变化。其中如文字训诂、金石考据等学术研究的发展，对当时的文学艺术也曾产生不小的影响。

　　清乾（隆）嘉（庆）以后，由于古代重要文物的相继出土和外来技术的日益影响，我国的文学艺术也起了很大的变化。

　　在刻印方面，邓顽伯从书法入手，精研篆刻，刚健婀娜，戛戛独造，出入秦汉，自成一家。他的弟子吴让之刻印本其师法而能稍出新意，所作印稳练自然，别张一帜。赵撝叔篆刻融会汉印，能以六朝碑志之体化入，别开生面，与完伯、让之鼎足而三。　　书法方面，由于包慎伯、康长素等人的竭力鼓吹，"碑学"大盛，几乎取"帖学"原有地位而代之。书法家们眼界既广，作品也就有了新的创造。例如，邓顽伯以篆隶笔法写真书，于姿媚之中别饶古厚之趣，伊墨卿以篆书笔法写隶，颇有清刚之气。

　绘画方面，着重神韵气魄、强调"意到笔不到"的"写意画"，几乎压倒了力求工细、纤毫毕肖的"工笔画"。画家们开始重视明清之交才气横溢异味军突起的青藤（徐渭）、雪个（朱耷）。清湘（石涛）的传统；特别是"扬州八怪"，在学习和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性，形成独特的风格。

　　至于诗文方面，在当时也出现了知名的诗人施愚山、郑板桥、赵瓯北等，都或多或少写下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诗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同时，袁子才反对桐城派复古主义的倾向，提出直抒性灵、表现个性的主张，在当时也曾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　吴昌硕就是生长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个受过浓重的封建思想熏染的知识分子，他对当时人民的革命斗争缺乏正确的见地，但同时却不能不受到时代浪潮的冲击。他出身于中间阶层，目击上层统治阶级生活的穷奢极侈与他们对广大人民的厌殊求，心中感到非常不满，同时又由于个人找不到出路，更感到苦闷和彷徨，迫切要求发泄自己胸中积压着的一股郁勃不平之气。在怀才不遇的情况下，他便集中自己毕生旺盛的精力从事于文学艺术活动，希望能在这一方面有所表现于当世。

　　吴昌硕，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八月一日生于浙江省孝丰县鄣吴村一个读书人家。
　　鄣吴村是一个峰峦环抱、竹木葱茏的山村，风景十分清幽。在这样的山村中度过他的童年时代。幼年时求知欲很旺盛，好学不辍。起初跟着他父亲念书，后来往邻村的一个私塾中去就学。每天翻山越岭，来往十多里路，虽遇风雨从不间断。他十多风韵犹存时即嗜刻印，磨石凑刀，反复不已；他父亲见他近于此道，加以指引，遂得门径，益乐此疲。

　　十七岁那年，太平军从安徽直指浙西，清军尾随而来，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人民不堪清兵蹂躏，四处逃亡，流离颠沛，辗转于荒山野谷之中，此时，吴昌硕的弟妹先后死于饥馑。后来他又与家人失散，独自一人到处流浪，替人家做短工、打杂差过日子，时常以野生植物和树皮草根充饥。他在湖北、安徽等省流亡达五年之久，历尽千辛万苦，到二十一岁那年才回到家乡，与老父相依为命，躬耕度日。

　　吴昌硕于耕作之余酷爱读书。但家里藏书不多，为了满足日益增强的求知欲望，他常千方百计去找更多的书来读。有时为了借一部书，往往来回行数十里路，也不以为苦。他借到了书，就废寝忘食，烯膏继晷，读了又读。阅读中摘了许多笔记，有时甚至把整部整卷的书抄录下来，以便反复研读。遇到疑难，必请教师友，绝不含糊过去。

　　正由于书籍这样难得，他对之非常珍爱。直到晚年，他看到一些残编断简，必设法加以收集和补订，慎重地保存下来，这个习惯正是在早年的艰苦条件下养成的。　　　他早年就极爱钻研与篆刻、书法有关的文字训诂之学，对于当时一般人视为做官"敲文砖"的八股文，却不大感到兴趣。二十二岁那年，在县里学官的迫促下，他勉强去应了一次考试，中了个秀才以后，就绝意场屋，不再赴考，一直依游幕和鬻艺为生。到了五十三岁那年，他一度被举为江苏安东（今涟水县）县令，因不惯于逢迎长官、鞭挞百姓，到任只一个月，便毅然辞去。从此他就厌弃官场生涯，专心致志地从事文学艺术上的深造。

　　二十九岁那年，他离开家乡，到人文荟萃的杭州、苏州、上海等地去寻师访友，刻苦学艺。起初他从俞曲园学辞章和文字训诂之学，为时约两年，为他后来的深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在苏州，他结识了当时知名的书法家杨藐翁，向他请教书法和辞章。藐翁工八分书，尤善写擘窠大写；于汉碑能遗貌取神，著笔欲飞，而古茂之气溢于纸墨。博学多闻，对经学有精湛研究，所作诗文也简练凝重，为人尤耿介鲠直，不谐流俗。吴昌硕敬佩他的为人和治学，曾诚意备函要求列于门下。藐翁复信婉谢，表示愿以换帖弟兄相称。书中有"师生尊而不亲，弟兄则尤亲矣。一言为定，自首如新"等语，措辞极为恳挚。尽管藐翁这样坚决地谦辞，吴昌硕仍然以师尊之礼相待，在所作诗篇中有"藐翁吾先师"之名，并自称"寓庸斋内老门生"，足见其尊师重道的热忱。

　　正由于他待人以诚，求知若渴，各地艺术界知名人士都很乐意与他交往，其中尤以任伯年、张子祥、胡公寿、蒲作英、陆廉夫、施旭臣、诸贞壮、沈石友等人与他交谊尤笃，相互切磋，几无虚目。同时他又从知名收藏家郑盦、吴平斋、吴愙斋等人处看到不少历代彝器文物和名人书画真迹，临摹欣赏，摘录考据，经年累月，孜孜不倦，既扩大了视野，又开拓了胸襟，学术修养有了提高，艺事也随之大进。

　　吴昌硕早年学习刻印，初师浙派，后又融合浙皖两派之长，参以邓（顽伯）、吴（让之）、赵（撝叔）诸家，而归其本于秦汉，发扬秦汉人"胆敢独造"的精神，深得纯朴浑厚之趣；既能融会前人法度，又善于变化，绝不为清规戒律所囿。正如他自己所说："铤险医全局，涂岐戒猛驱"。

　　他于书法最重临摹《石鼓》文字，毕生精力尽瘁于此。他写《石鼓》常参以草书笔法，不硁硁于形似，而凝炼遒劲，气度恢宏，每能自出新意，而人寻味。所作隶、行、独草，也多以篆籀笔法出之，别具一种古茂流利的风格。偶作正楷，挺拔严毅，自始至终一笔不苟，尤见功力。　三十多岁时，他始以作篆籀的笔法绘画，苦无师承，后经友人高邕之介绍，求教于任伯年。伯年要他作一幅画看看。他说："我还没有学过，怎么能画呢？"伯年道："你爱怎么画就怎么画，随便画上几笔就是了。"于是他随意画了几笔，伯年看他落笔用墨浑厚挺拔，不同凡响，不禁拍案叫绝，说道："你将来在绘画上一定会成名。"吴听了很诧异，还以为跟他开玩笑。伯年却严肃地说："即使现在看起来，你的笔墨已经胜过我了。"此后两人成了至交，始终保持着师友之间的友谊。

　　在师友们的热心指引和鼓励下，吴昌硕对作画有了信心，根据他平日细心观察、体验积累起来的生活经验，再加上广泛欣赏与刻苦学习，他所作的画不断地出现崭新的面貌。

　　吴昌硕对作画虽着重创新，但也不反对模仿，不过他认为取法要高。他对青藤、雪个、清湘、石田、白阳诸大家极为推崇，每见他们的手迹，必悉心临摹，吸收它的精华。　他又能熔合晚清各家长处于一炉，然后遗貌取神，加以创造革新，以极度简练概括的笔墨来表现深邃的意境，抒发丰富的思想感情。他所作的画笔恣墨纵，不拘成法，外貌粗疏而内蕴浑厚，虚实相生，能纵能收，疏可走马，密不容针，这正是"大处着眼，小心收拾"的结果。

　　吴昌硕也善作诗文，苦吟数十年，未尝间断。所作诗篇以傲兀奇崛古朴隽永见长，一般地说用典较多，不甚通俗，但有些绝句纯用白描手法，活泼自然，接近口语，具有明丽俊逸的特点，风格上与民歌很相近。所作题画诗寄托深远，颇有浪漫主义气息；评论前人书画，尤多独到见地。早年所作五古，有一部分含有讽刺意味，揭露了当时黑暗社会某些不平现象。他的散文作品写得不多，大都是序跋、考证和题画小品之类，写的都很朴质淳厚，平易近人。题画小品中尤多精心之作。发抒生活实感，鞭挞丑恶现象，颇能以少胜多；读时依稀与作者一灯相对，娓娓而谈，意味非常深长。　光绪三十年（1904）夏，篆刻家叶品三、丁辅之、吴石潜、王福庵等聚于杭州西湖人倚楼，探讨治印艺术，发起创立一个研究金石篆刻的学术团体，定名为"西泠印社"，邀请吴昌硕参与其事。1913年重阳节印社正式成立，各地金石学者纷纷参加，公推他为社长。当时他为印社撰联云："印讵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这正是他一贯的冲淡谦虚襟怀的具体表现。

　　印社成立后，每当春秋佳日，举行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活动，吴昌硕必往参与，并先后作《西泠印社图》、《西泠印社记》、《隐间楼记》等。任伯年为他作的一幅像《饥看天图》和吴自题的长古勒石保存在社中。日本艺人朝仓文夫为吴昌硕铸的一座铜像也由他移赠给印社，庋藏在闲泉上的"缶龛"中。此外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印社所藏珍贵文物之一《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也是他和社友们一起大力抢救下来的。此碑为东汉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的石刻，距今已有一千九百余年。清咸丰二年（1852）在余姚客星山周家出土，为浙省现存的两种汉代以前石刻之一，光绪《余姚县志》曾誉为"浙东第一石"。碑额残缺，碑文完好者共二百十七字，字体浑朴遒劲，介乎篆隶之间，海内考古学者竟为著录，视同瑰宝。在反动统治时期，反动政府根本不重视祖国的文物遗产，此碑被辗盗卖，1921年运到上海，为陈某所得。一个旅沪日桥准备以重价购取此碑，运往日本。事为旅沪浙人所知，就商于吴昌硕，他遂毅然以抢救这一珍贵文物为己任，邀集同志，撰发文启，奔走呼吁，不辞劳瘁。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好不容易集沙成塔，募齐八千元的巨款，才将这块碑石赎回，由西泠印社建造石室永久保存。吴昌硕初配夫人章氏，安吉过山村人。未及成婚，病殁于乡里。他曾作《感梦》长诗，刻"明月前身"闲章以志怀念之情。石一边刻有章氏背面像，直到晚岁，还时常把它钤在自己的画幅边角上。

　　同治十一年（1872），他在安吉城内与施氏夫人结婚。夫人名酒，字季仙，浙江归安县（今属吴兴县）菱湖镇人。结婚后不久，为了谋生，也为了寻师访友，求艺术上的深造，他时常远离乡井经年不归。光绪八年（1882），他才把家眷接到苏州定居，后来又移居上海。

　　夫人生三子一女。长子育，字半仓，十六岁殇。次子涵，字子茹，号臧龛，擅书画，尤精篆刻，克传家学，惜寿不永，五十二岁那年（1927年）先其父而卒。三子迈，字东迈，一字东曼，亦能书画。女丹姮，字次蟾，能隶书，出嫁后中年去世。　　　　吴昌硕毕生从事艺术研究和创作，专心致志，数十年如一日。晚年，他在艺术创造等方面虽都有很高深的造诣，但他不仅绝不骄矜，反而比先前更加谦虚。他时常对人工智能说："我学画太迟，根柢不深，天资也不高，仅仅做到多看、多画而已。"他自谦地把所作的画比作"健药"，又说："学画未精书更劣，似雪苔纸拼涂鸦。"（《余疑庵草书。为一亭》）

　　直到七八十岁的高年，还以读书、刻印、写字、绘画和吟诗作为日课，乐之不疲。诚如他自己在一首题画诗中所描述：东涂西抹鬓成丝，深夜挑灯读《楚辞》；风叶雨花随意写，申江潮满月明时。

　　古人常用"铁砚磨穿"这句话来形容一个人为学的勤奋，这当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吴昌硕晚年却确实曾经把友人赵石农所赠一个虞山（江苏常熟）砂石制成的砚池磨穿一个小孔。吴昌硕自小养成了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反对奢糜，凡衣、食、住各方面都十分简单，对物力非常珍惜。在上海时，他住在北山西路吉庆里十二吃。住的是一幢极普通的三上三下的"弄堂房子"，因此有许多友人认为这样的房屋与他当时的"身份"太不相称，不止一次地怂恿他另觅新居，迁往沪西一带的"高等住宅区"去住；最好自己造一座花园洋房，以娱晚景。事实上在当时要这样做也不太难。可是他往往莞尔一笑，说道："我有这样的楼房住，已经心满意足了。想当初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跟张子祥一道租一间小房住，连阳光也很少照到；里面摆了两张床和一张画桌，就塞得满满地，两个人没有回旋余地，那才真狭窄呢？

　　尽管他自奉俭约，待人却一点也不吝啬，乐于助人。如遇亲友有病，他就出钱帮助医疗；对身后萧条人，他就毅然以料理丧葬和抚育遗孤为己任。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他对劳动人民的态度，跟一般士大夫阶级迥然不同。记得在他寓居苏州时，有一次，从友人家里回来，途中遇雨，在一个废园中避雨，遇到一个卖豆浆的人在一起，交谈之下，卖豆浆者知道他是一位画家，就要求他为自己作一幅画，他即慨然允诺。过了几天，卖豆浆者到他寓所里取画，他果然早已认真地为他绘了一幅，并且题一首诗，叙述这次邂逅经过，以作纪念。

　　吴昌硕非常珍视青年人习艺的积极性，在仔细观赏过他们带来的作品之后，必先肯定它的优点，再三予以鼓励，然后再婉转地提出一些中肯的批评，指点今后努力的方向。即使作品确实十分幼稚，他也决不会盘抹煞，一定要诚恳地加以诱导，绝不使他们灰心。正由于他能这样恳挚而剀切地教人，青年们在受到教益之后，往往会终身不忘，受用无穷。像当代卓有成就的国画家潘天寿早年即曾受过吴昌硕的鼓励和指导。

　　吴昌硕曾历经艰辛，他对贫苦的青年艺人更乐于加以掖助，使他们能达到自己的愿望。当时他认识了一个青年人，在一家药铺里当学徒，他爱好刻印而苦于所见不广、又无人指点。看了他的篆刻作品，吴昌硕觉得很有才华，便授以刻印要诀、并且把他介绍到老友沈石友家住了几年，所见既广、艺事也就大进。经过长时期的刻苦钻研，终于成为一位知名的篆刻家，那就是别号泥道人的赵石农。

　　当时，各地有志于艺术的青年，辗转托人介绍，前来执卷问学的日多。他忆及自己早年学艺的艰难，同时更为了给艺术界培养新生力量，只要他们有一定的天才和毅力，他就欣然地加以启迪，不辞劳瘁。他的及门弟子很多，其中造诣尤为突出的在早期应推陈师曾，晚期要数王个簃。

　　此外，与他纳交在友生之间者还有齐白石、梅兰芳、王一亭等。齐白石曾作诗道："青藤、雪个远凡胎，老缶衰年别有才；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将吴昌硕的名字与徐渭、朱耷并列，其敬慕之忱溢于言表。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吴昌硕突患中风，在沪寓谢世，享年八十四岁。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迁葬于浙江余杭县塘栖附近超山报慈寺西侧山麓，墓地坐落于宋梅亭畔。墓门石柱上刻有沈淇泉（卫）所撰联语："其人为金石家，沉酣到三代鼎彝，两京碑碣。此地傍玉潜故宅，环抱有几重山色，十里梅花。"

　　墓右有墓表，由吴昌硕生前挚友冯君木（开）撰文。墓左有一座石像，高与人等，手执书卷而立，栩栩如生。墓侧有《缶庐讲艺图》刻石，为门生王个簃、沙孟海等所建。

　　解放以后，在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方针的指引下，吴昌硕毕生心血所萃的金石、书画和诗文作品，回到劳动人民手里，放出前所未有的光彩。他晚年在军阀跋扈、生灵涂炭的处境中，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太平盛世的来临；如今，经过翻来覆去的人民革命，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人民当了国家的主人。吴昌硕虽不及目睹这个真正美景的到来，但他那大批珍贵的艺术遗产，却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起着一定的作用，也是可以告慰的。十多年来，他的遗作不止一次地在京、沪、杭各地展出，供艺术界人士观摩学习；其中一部分最精萃的作品已被选入国家博物馆绘画馆，与我国历代许多艺术大师的珍贵的作品并列，这更是无上的光荣。由于他生前与杭州西泠印社有过密切的关系，党和政府于一九五七年在印社内建立了"吴昌硕纪念室"，陈列他的遗物和遗作，以便广大群众参观；同时又将他的墓地修葺一新，以便后人瞻仰。

　国家出版社也屡次用极精美的印刷刊行他的遗作选集和有关研究他的艺术的著作，特别是用木刻水印的画幅，简直与原作丝毫无异味，更为国内外艺术爱好者所珍视。这种种事实正有力地证明：只有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吴昌硕的作品才有可能在他逝世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为广大人民欣赏，给人们以鼓舞和滋养。(完)